建国60年，中国文化发展经历了前后两种发展模式和运行状态：文化革命模式和文化生产力模式。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30年属于文化革命模式，这种模式形成来源和发展于新民主主义，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在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延续和探索，文化的任务是以增强人民群众精神力量来巩固政权、解决温饱和维护社会稳定，所以，知识分子的价值从经济、政治的建设和改革中得以实现和体现；其后的30年则逐渐进入到文化生产力模式时期，这种模式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推进逐渐发展并形成的，文化的生产力的特性逐渐显现，并改变了其附庸和隶属地位，在市场中的决定性和创造性作用逐渐凸显，知识分子以其“个性”、“创意”和“创新”独立实现自我价值。

一

所谓“文化革命模式”就是指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以文化革命为主要手段，通过文化来增强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和发动群众运动来打破旧体制和旧制度，从而服务于社会发展及稳定的文化运行模式。斗争和生存是国内外环境的主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政治的巩固和稳定是当时社会的主要任务，因此，物质生产力是当时最需要也最亟待发展的重点。这种模式最显著的特征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等是社会的主角和决定力量，知识分子则不能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基本上不被认为是价值的创造者，在社会中处于桥梁和从属地位。其理论依据便是“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1]因此知识分子需要被改造以适应这种必须的社会任务。所以，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2]后来的研究者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概括为毛泽东文论的基本精神和内核。

新中国建立以后，党需要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之未竟的历史任务。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3]贯彻落实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方针是一次深刻系统的社会变革，这就成为党制定从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向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们过渡的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其后，中国进入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包含两种社会形态：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和社会主义探索的社会形态。过渡时期的社会性质决定着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矛盾转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但归根结底是属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探索的社会形态则主要是以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为中心任务途径的探索。因此这一时期，文化的历史使命有两个：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文化革命，即对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和小资产阶级文化破坏和改造；二是社会主义文化初步建设，即寻找一种实践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有效途径。简言之，其特点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建设文化的高度统一。所以，1950年6月8日，周恩来的《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讲话》一文指出：“我们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同整个新民主主义的纲领是一致的，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因此，我们在教育上的就要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这项任务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欲速则不达’，如果急于求成，形式上好象肃清了，而实质上仍然存在。所以，我们在原则上一定要坚持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在具体步骤上则必须一步一步地求其实现。”[4]原则和步骤统一于《共同纲领》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

过渡时期文化理论的形成，是以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为重要任务的，是以清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思想影响、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主要内容的。1951年1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指出：“目前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忽视对于人民群众进行经常的宣传工作，以至有许多错误的和反动的宣传和谣言在人民群众中流传，遇不到我们党及时的、应有的和致命的打击，党的政策与主张，没有及时地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因此，大大地损害了人民事业”。所以，毛泽东指出，“我们不但要认真地去团结广大的革命的知识分子，而且要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与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加强文化革命队伍的大团结。”[5]从1951年5月毛泽东写《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到9月周恩来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结合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三反运动”等，宣传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相继展开思想改造和文化批判运动，以彻底打击“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思想（如崇美、亲美、恐美、反共、反苏、反人民的思想），划清敌我界限”；以暴露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如宗派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划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界线，初步树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6]周恩来在报告中将知识分子思想转变的历程总结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在爱国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完成由民族主义立场、人民立场向工人阶级立场的思想转变，[7]这是党和人民对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殷切期望。显然，加强党的文化修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是和开展整党整风联系在一起的，是根据党的执政地位的变化和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和科学文化知识水平的需要政治和经济需要而开展的。从此以后，以加强党领导下的报刊、杂志、广播、电台等思想宣传工作成为工作的主要任务。党的报刊杂志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全面地系统地的宣传教育工作。

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明确提出：“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8]这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以实现文化对生产力的保护和发展作用的历史起点。并总结当时波兰、匈牙利事件和我国少数人闹事的主观原因，开始探索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问题，并将之转化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从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上去认识文化对社会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为此，他提出繁荣与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双百方针”和“两为方向”，知识分子的任务是从宣传、教育和理论方面，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政治高度上用社会主义文化来解决当前生产力的保护和发展。毛泽东指出：“双百方针”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所以具有如此地位和作用，一是依靠它克服和消除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危害，坚持“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9]二是通过它坚持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即使当时在“鸣”、“放”过程中已经出现一些“毒草”而说明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还远没有结束，毛泽东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可以通过“双百方针”，以开展“香花”与“毒草”的争辩。正是通过这种思想斗争而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去战胜和克服非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10]“双百方针”是以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来不断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客观规律，来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事业。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提出要“对于各级领导机关，主要的是要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情况，检查对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和‘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检查和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现象，“而真正地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11]实际上，这也是一次总结历史经验而从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上开始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历史尝试。毛泽东认为整风运动之初人们所提意见非常有益的：“不整风，党就会毁了”。[12]

1958年5月，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提出：鉴于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获得胜利的情况，“现在已经是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技术革命以及同技术革命相辅而行的文化革命的时候了”。[13]技术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农业和手工业的机械化；建立全国性的四通八达运输网和邮电网；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运动等；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和大力发展中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机关；完成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和汉字改革；开展群众性的卫生工作、体育工作和文化娱乐活动，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振奋民族精神；培养新知识分子，改造旧知识分子，建立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队伍等，以全面地系统地激发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活力。他特别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时期，党的干部为了做好领导工作，必须真正懂得建设业务，懂得必要的科学和技术知识。全党干部都应当动手办‘试验田’，这是一个政治和业务相结合、干部和群众相结合的好办法”。[14]党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式，开始了从以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为主向以科学文化素质和能力为主的历史尝试。

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期，结合贯彻落实“八字方针”，党又开始探索局部的经济、文化、科技和教育体制的改革问题。如颁布各种规章责任制度、提出社会主义教育方针、推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进行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的改革尝试、试办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托拉斯”等等，力图解决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对社会生产力之保护和和发展作用的体制弊端问题。这是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重点、以计划经济体制的局部改革为途径的文化变革和社会变革。它力图突破“苏联模式”而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客观规律，坚持从思想意识上认定人是生产力中最革命和最活跃的因素，而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和党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转变，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对社会生产力的变革、保护和发展作用的根本措施，从而相对忽视了生产工具的性质变化和发展水平的意义。因此，遇到突发事变转而强调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导致十年“文革”的悲剧产生。

总之，“革命”是这一时期文化内涵的“主旨”， 不仅包括了科学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制度革命以及思想革命、哲学革命、道德革命、教育革命、艺术革命等;而且还包括了政党革命、军事革命、医学革命、通讯传播革命、建筑革命、交通运输革命、日常生活方式革命、女性革命、生育革命、家庭革命、工艺革命、影视革命、语言革命等等一切发生过的革命，从革命文化中进而延伸出了文化革命这一特定的文化发展模式，亦即任何一种具体的革命都是文化革命的一种类型或特例。这些不同形式的革命尽管在起因、阶段、过程和结果等有所区别，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及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所显示的价值和意义，则构成了文化革命模式这种超出了所有具体的革命之总和的总体化的革命。

二

所谓“文化生产力模式”就是指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逐渐推进而形成的以开放和发展为主要手段，通过文化来推进经济建设和市场竞争进而实现综合国力提供和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文化运行模式。随着第三次高新科学技术席卷全球的趋势和我国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逐渐形成，和平和发展是国内外环境的主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高社会主义综合国力及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成为社会的主要任务，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发展是最亟待解决的核心，因此，文化在社会中的决定作用逐渐显现，文化不再仅仅是服务作用，而且体现在对政治和经济的决定作用，特别是对经济的决定作用。这种模式的最显著特点就是掌握高科技和核心技术竞争力的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中坚，知识分子也逐渐摆脱了单纯的桥梁和中介作用，能独立的创造价值和利润，由社会边缘走向中心，其创意和个性的作用得到彰显，因此，知识分子要以其“个性”、“创意”和“创新”独立实现自我价值。文化生产力从生产力中分离出来，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以后，结合时代背景，总结历史经验，重新思考如何发挥文化的作用来推动和促进生产力发展，以推进政治、经济和社会进步，以应对不断加深的国内外挑战成为国人亟待解决的迫切难题。为此，邓小平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出发，创造性的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论断。这个科学论断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其突破了只有纯物质才能成为生产力的禁锢，这标志着党和国家从开始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审视文化和生产力的关系。从此，文化发展在我国出现了两大新趋势：一是坚持以发展社会生产力来把握和实现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同时重视以文化的反作用来发展和推动社会生产力；二是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人的综合素质，特别是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来肯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在经济建设中的最活跃和最革命的因素。正如邓小平1978年3月在《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的：“近三十年来世界高新科学技术发展的经验已经证明：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15]因此，“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那么，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是不是劳动者呢？答案是肯定的。”[16]以此为理论依据，邓小平进一步强调指出，“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满腔热情地对待自己从事的科学技术工作，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17]并且，邓小平同志还特别强调了认识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重要性：“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对于迅速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有极其密切的关系。”[18]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肯定知识分子重要性、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到知识分子对科学的极端重要性是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这实际上肯定了知识分子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这实际上承认了知识分子掌握着第一生产力，而知识分子主要是文化的生产、创造和传播者，这就从理论深度肯定了文化包含着第一生产力。所以，邓小平的科学论断是社会主义文化与社会生产力融为一体的突破口，是文化生产力模式发展的起点。

随后不久，邓小平又明确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创作必须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19]，这既是对知识分子做出了具体要求和指向，也为文化生产力模式做了概念填充，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化与生产力相融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979年9月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20]很显然，把文化定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看做是社会的必要条件，看到了文化对政治的决定作用，这是在实践中把文化范畴上升到四个现代化高度。1979年10月，邓小平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1]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22]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养造就“四有新人”等理念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体系，其坚持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生产力的反作用的统一，既反对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去追求文化的反作用乃至决定性作用，又反对任凭生产力的发展而忽视文化的价值取向，从而使人的素质面发展与两个文明建设的相互促进，统一构成为探索文化和生产力走向结合的重要动力。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要求“坚决扫除长期存在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登峰造极的那种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完全错误的观念，努力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肯定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没有文化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23]而且“要在全党大大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对中外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对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24]培养一批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伴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之观念变革的不断深入，文化与科学教育体制的改革也在不断深入。1984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提出，政府有关部门对群众文化事业单位要简政放权，文化事业单位要锐意改革，群众文化国家、集体要办，也要允许和鼓励个人或个人集资去办，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1984年12月29日，国务院颁发《关于对期刊出版实行自负盈亏的通知》。1985年4月17日，国家工商管理局、广播电视部、文化部联合颁发《关于报纸、书刊、电台、电视台经营、刊播广告有关问题的通知》。1985年6月7日，文化部颁发《关于出版社兼办自费出版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1987年初，文化部、财政部和国家工商局联合颁发了《文化事业单位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这是文化产业从事业中分离出来、意识形态与文化消费娱乐分层的起点。

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的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要根据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按照‘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要求，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要努力形成有利于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理论指导、舆论力量、价值观念、文化条件和社会环境，克服小生产的狭隘和保守习气，抵制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振奋起全国各族人民献身于现代化事业的巨大热情和创造精神。”[25]“十三大”的报告提出：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我们确立的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方针之一是：使精神文明建设围绕着“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而担负起对全社会的破旧立新的文化使命。到1988年5月召开的全国文化工作会议所提《关于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意见》，以及随后发布的《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文学艺术领域已经开始打破“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并且开始实施“双轨制”的经营方式和发展文化产业的尝试，“文化市场”及其管理范围、任务、原则和方针开始登上历史舞台。1990年12月由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把“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借鉴和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之一，并且提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任务。……面对九十年代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的国内改革和建设任务，更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不懈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广泛深入地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振奋民族精神，，改善社会风气，克服在两个文明建设上‘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健康发展。[26]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的报告提出：“应当高度重视理论建设，保障学术自由，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创造性地开展研究，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重视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的培养和提高。”并且要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和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事业的有关经济政策，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同时加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和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工作。为此，要在实践中融合中西文化的优秀遗产，创造出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和培养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人。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经济政策，依法加强文化市场管理。”[27]“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正确处理精神产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对需要扶持的文化艺术精粹，国家要有重点地给予必要的资助。”[28]

从江泽民同志1991年的“七一”讲话到十五大召开（包括召开以后），在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和领导同志的讲话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文化生产力模式理论体系初具规模：一是十五大的报告所提出的文化建设的基本纲领，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性质、指导思想、历史地位和作用，以及如何建设的方针、政策和具体途径都一一指明。我们必须坚持文化建设的中国特色，才能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关系、指导思想一元化与文化多样化的关系、党的领导与文化建设的关系、文化继承与文化创新的关系、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从而使文化建设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二是作为知识形态的文化（科学技术）和作为精神力量的文化（思想道德、人文精神、科学精神、民族精神等），不仅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综合国力快速增长的保证和动力。必须全力培育民族精神、大力发展文化产业，通过加快文化体制变革，完善文化产业发展政策；制定具有科学性前瞻性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培养大批高素质的文化产业的管理人才和科技文艺的创新人才；大力培育文化产业的大市场；坚持以社会效益引导经济效益，来尽快加速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来迅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来培养和造就民族精神。三是科学技术是现代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综合国力竞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环节。科学技术既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又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但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是科学技术与经济建设相互促进，融为一体。必须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促进科技与经济发展的紧密结合；必须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必须发展高科技，思想产业化，使我国科学技术水平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四是正式提出“科教兴国”战略方针。1996年3月，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把实施“科教兴国”作为实现我国跨世纪建设目标的一个关键措施。五是提出哲学社会科学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和社会主义的命运，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我们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要相互学习，优势互补，密切合作，共同进步。”[29]我们必须通过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指导地位、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双百方针”，繁荣学术研究、大力宣传普及哲学社会科学、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等方针政策，来繁荣和发展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六是把文化作为党的建设的旗帜论，“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一面旗帜。”它既表明政党的历史使命，更表明政党的政治性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时期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忠实地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必须坚持用“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来指导实践，通过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全党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建设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以领导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江泽民同志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中提出了文化建设的基本纲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要求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就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在建设，繁荣学术和文艺。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30]这个基本纲领简明扼要，与经济、政治纲领一起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南。报告强调：“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文化建设不仅关系到综合国力的质量和水平，而且关系到能否尽快缩短与世界发达国家的距离。并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现代化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要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知识分子要加强学习，提高自己，努力成为先进思想的传播者、科学技术的开拓者、‘四有’公民的培育者和优秀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同广大工人、农民一起，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建功立业。”知识分子的作用对于文化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31]综上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文化生产力模式已经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2001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了“深化文化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灵活高效的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发展和建设问题被首次列入了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之中。《2001~2002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序言指出：“将文化产业提到代表先进生产、先进文化、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样的高度来认识和要求，是我们首先必须坚持的。”[32]在国家战略需求层面上，第一次把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统一在一个具有广泛的产业关联性的产业战略形态上，这就使得这一决策在未来中国进入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历史任务。即“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把文化发展的着力点放在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并且明确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这一重要历史课题，也是首次在中央正式文件中提出“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指出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把文化发展的着力点放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2006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号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充分认识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深化改革，加快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注入强大动力。”[33]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保障的思想，并首次允许转为企业的各单位，可以吸收社会资本，进行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股份制改革。2007年十七大报告科学的继承和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化生产力的论述，立足于中国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实践经验，把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上升为科学理论。强调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要“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创作更多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34]，十七大报告立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高度，以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为指导思想，实现了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第一次飞跃——形成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科学理论，成为文化生产力发展和文化繁荣的指导方针。党的十七大“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科学理论的诞生，标志着文化发展的文化生产力模式正式形成，实现了人民群众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角色从被动的适应到主动探索和发展；看到了文化的决定性的功能，完全突破了文化一直以来的只有教化的纯意识形态束缚。

文化生产力模式的文化发展方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是一次成功的转型和伟大实践，发展和改革是这一时期的主旨。实现了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根据时代的要求和人民需要的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文化建设；从强调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来发展文化生产力；从发展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进行体制改革和坚持“三个面向”的方式来解放文化生产力；把先进文化作为引领先进社会生产力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旗帜；以发挥知识分子的专业特长和创造性来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因此，文化生产力模式的文化发展路径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又一次历史飞跃。这也使全党全社会重视教育、关心和支持教育的局面已经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蔚然成风 。

三

建国60年来，文化发展的路径从“文化革命模式”逐渐转向“文化生产力模式”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和重要现实意义。

第一，使文化发展范式实现从斗争转向建设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奋战,完成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其中深层的文化原因,就是她一开始就把挽救民族危亡,克服社会文化危机,实现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型当作自觉的使命,中国共产党高举五四新文化旗帜,将标志世界文明主潮流的科学和民主作为自身的文化追求,从而将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的发展道路引向世界文明主潮流中。并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的全面胜利,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理论体系，毛泽东将其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必须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35]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事业成为党用来解决民族危机、国家衰落的有利斗争武器。为了最广泛地动员全民族一切光明和正义的力量,我党以开创性的文化理想和文化实践,配合武装斗争,进行了一系列的文化斗争和文化建构。使文化真正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而且在启蒙民众、倡导文明观念、推进现代思想等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是，这种文化革命模式的文化发展由于“左”的错误影响，使文化发展经过了多次反复和周折。在1978年,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文化范式——文化生产力模式, “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谈论文化,才不仅仅拘执于观念形态的文化,而是更强调物质形态的文化的优先性;才不把文化建设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是看作一项满足人民经济文化需要的根本性的工作。”[36]邓小平在强调物质文化居于优先地位的同时,又特别指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主导性地位,这标志着我们党对文化的真正自觉。由此,文化主题由阶级斗争转化为文化建设。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则明确提出,共产党要做“三个代表”,指出了提高我党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是提高党的自身素质,把握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基本规律的重要方面。这是一个具有全新的理论视野和历史高度的理论,提出了文化建设的大方向。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更是提出了发展文化生产力。这是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国家理念的变革,实现有以前的以斗争为中心转向了以建设为中心，是国家组织形式和社会生活方式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转型,它包含了建构社会主义社会和中华民族新的价值体系的内容。

第二，使文化地位从附属于政治、经济上升到国家战略地位

当今进行文化建设,已经不再仅仅是政治斗争的需要,而是发展和强大国力的需要,是满足人民群众生活需求和增强综合国力下现实需要。要从如下三个方面认识文化建设之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第一,为民族复兴提供共同理想、道德原则和精神动力;第二,形成保证现代化建设正常进行的稳定良好的社会环境;第三,培养大量各类人才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而且，重视文化建设,不仅仅是重视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文化经济、文化产业,更深层的原因是迫切需要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创新。唯有如此,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特别是在文化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马克思主义真正植根于民族精神之中,有效地用优秀的文化整合、协调、化解社会矛盾冲突。

在新世纪,文化已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以文化为底蕴的综合国力竞争。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威胁,中国共产党站在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已经迅速制定出一套既能积极推进本国文化创新、又能同外来文化相互作用、积极抗衡的文化战略,维护文化主权、保证民族文化顺利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化追求。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去年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提出的“和谐世界”思想,就是文化战略构想的具体实现。

第三，文化的社会功能从简单的教化功能到社会公共服务的功能

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方针、政策和文化发展的大方向。这些方针、政策都指引着文化发展的方向,推进了各项文化事业的健康繁荣。取得了很大成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内涵是“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确立了这个文化的主体是人民大众。即来自于人民大众,又服务于人民大众,起着教育人民、服务革命事业的社会作用。共和国成立以后,由我党倡导的革命文化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在社会文化方面,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思想道德观等被广大党员和普通民众所接受,先进的、健康的、高尚的新道德风尚深入人心。但是,这种教化作用得到了不适当“政治化”的强化,甚至蜕变为政治观念的附属品。同时,由于对文化功能的片面理解,使得党对于怎样吸收其他文化的有机养分,不断增强自身的文化感召力、影响力的认识产生了偏差。把“不破不立”作为建设自身文化的规律性认识,盲目地蔑视、丢弃优秀的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和民间文化,自以为可以在一个“一穷二白”的文化基础上建立“纯而又纯”的文化,这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伤害了其他文化养分在社会中的生长、发展,而且伤害了社会主义文化自身。更严重的是,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和权利因此无从谈起。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各种方针政策明确规定,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作为文化的根本目的。各种文化内容、形式应运而生、应时而生,活跃了文化市场,文化权利逐步得到维护和保障。新近颁布的《纲要》重点工作之一,就是本着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把保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放在突出位置,对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繁荣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促进城乡区域间文化协调发展、维护低收入和特殊群体的基本文化权益等关系人民群众、尤其是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各项工作,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安排。显然,文化工作已经由简单的教化功能体系转变为整合社会关系、凝聚民族精神和为公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体系。

第四，使文化生产从单一的意识形态生产到产业化发展

文化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时候,确实没有商品属性。到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文化已经具备了商业属性。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为,人类的生产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两类。精神生产是一种同样具有实践性、生产性的特殊生产[37]。但以前,我们总是片面地把文化看作上层建筑,否认这一点。改革开放以前,“文化生产”是个不被承认的话题,这和长期以来人们对文艺过于政治化的理解以及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极不充分有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文化部门一般被认为是非生产性部门,是一种意识形态生产,它的经济效益不仅常常被忽略不计,而且被认为是不应加以考虑的,否则就有亵渎之嫌。

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生产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特征的论断被重新认识,加之中国与世界经济文化的交往日渐频繁,外来文化对我原有文化的冲击和其它文化形式的增长等因素,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文化生产和文化市场得到了初步发展和繁育。文化产业问题逐步得到了切合现实需要的认识。使文化产业化,将文化放入市场，将文化产业的观念与文化事业分离出来,并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文化产业是繁荣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将文化产业作为一种纯粹的经济行为来认识,当把政治从文化产业的身上剥离。在经济建设成为中心工作时,有人错误地以为,文化可以用来为经济服务,至少可以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方式进行服务,其实,文化并不是仅仅给经济搭台的,文化本身可以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角,文化就是产业,也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因素。当文化产业发展成熟之后,文化产业在整个社会经济成分中所占的比例不仅不会小于传统工业,甚至会成为社会经济力量的某种主体。所以，必须强调支持本民族文化产品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性:“对于那些确实具有市场潜力而又有丰厚精神内涵的文化产品,由国家给予充分的资金补贴,支持这类产品加入到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去。我们应该培育这种文化自觉和政策自觉。”[38]

总之,从以上归纳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根据时代的需要,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扎实的文化建设和文化创造,取得了丰硕的成就和骄人的战绩，形成了文化发展的“文化革命模式”和“文化生产力模式”。如今,时代仍然要求我们以新的观念、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化，积极总结和探索文化发展的经验和模式，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从而全面寻回对中华民族创新能力的自信,对中华民族乃至对人类的文化进步做出重大贡献,这正是文化建设的要义。

谭献民：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共党史博士点，教授、博导        研究方向：党史党建、文化研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410081

王  军：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生，长沙市岳麓区委党校，研究方向：党史党建、文化研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