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术界对于抗战时期中共的对外政策和策略问题较为重视，相关的专著和论文不断问世，[①]但关于中共对国联的政策问题却鲜有论述，本文拟着重探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国联的政策及演变过程。

（一）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就中日冲突问题不断向国联提出申诉，要求国联主持公道，根据《国联盟约》有关规定进行公平裁决。9月20日，中共发表宣言指出：此次事变“是各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中国并企图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的侵略战争，也是进攻苏联和实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战争，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占领中国东三省，不过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更进一步的实现，“帝国主义与苏联的矛盾是最根本的矛盾，所以反苏联的战争是主要的危险。”[②]根据上述判断，中共中央进一步确定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组织、领导和发展群众的反帝运动，组织和引导群众走向消灭国民党统治的斗争，领导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和侵略，维护苏维埃，武装保卫苏联。[③]

早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毛泽东对西方列强、以及他们所操纵的国际组织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评，认为“以往外交上各种‘同盟’‘协约’，为国际强权者的联合”，西方国家决不可能为弱小国家主持正义。[④]1925年12月，毛泽东提出国际政治“两大势力”论，他说：世界政治中起支配作用的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的紧张冲突和对抗，共产国际高举“革命的大旗”，“号召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而国际联盟高举“反革命的大旗”，“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被压迫阶级和民族除了实行“联俄”的对外政策和激进的社会革命，没有中间道路可以选择，在中国“无论何人何时一与帝国主义发生关系，人民即不认之为友”。[⑤]1931年9月27日，张闻天指出：国联是帝国主义强盗性质的组织，应该动员民众反对国际联盟，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民众必须明白了解：希望国际联盟，或其他的强盗的组织帮助中国，这无疑与虎谋皮。”[⑥]

中共对国民党申诉国联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公开揭露和批判，认为南京政府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采取“无抵抗”、“镇静”与‘逆来顺受’的投降政策，是希望国联与美国等共管中国，瓜分中国，是向这些强盗国家的政府奴颜婢膝，所谓“静待国际联盟及美国的公理制裁”，是国民党“自欺欺人的可耻工具”， 是牺牲民族利益的外交政策。[⑦]从本质上看，因为国民党不能反对帝国主义，只能投降帝国主义，所以它们希望国联和美国来主持“正义”与“公道”，来干涉日本的武装侵掠。中共一再告诉全国的民众：“国际联盟是帝国主义压迫弱小民族的工具，美国也同样是帝国主义的国家，是中国民众的敌人，希望美国来反对日本，等于引狼入室。”[⑧]

1931年10月，中共提出关于反日运动的外交策略：“反对帮助日本灭亡中国的国际联盟”，“反对同意日本占领中国领土的英美德意一切帝国主义”，驱逐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武装维护苏联，设法使广大群众马上认识英、美、法、意等一切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是同样的仇敌，反日必须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把反日帝国主义情绪和行动引导到反对英美法德意一切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把民族解放运动与阶级斗争的战线同时并举地开展起来，把反帝运动与土地革命联系起来。[⑨]

（二）

1932年1月，日军进攻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上海是中国经济中心和最大的城市，也是英、美在华利益最为集中之所，在国联与英、美、法等列强的积极干涉下，中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中共对国联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认为国联在上海事变中是“帝国主义列强积极瓜分中国的组织者”，在促成上海退兵过程中为欧、美列强完成了“三件工作”：第一、创立中立区域交帝国主义列强共管；第二、努力调节各帝国主义间在华的冲突，不使稍有破裂而妨害瓜分中国的进行；第三、掩饰帝国主义加紧准备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他们目前正在积极进行中的瓜分上海、瓜分中国的阴谋，造出“和平”的迷雾来欺骗群众。事实上，“国际联盟本来就是各帝国主义瓜分殖民地的协议机关，” 国联和日本在“一二八”事变中是一丘之貉，国联的基本政策，“恰恰和不断用飞机大炮来轰击上海的日本帝国主义主张符合，所不同的，只是日本以武力侵略进行其所谓保障‘和平’，而国际联盟则以‘和平’招牌来掩护各帝国主义者（日本也在内）武装进攻中国。显然的，国联的和平空炮，不过是掩饰各帝国主义加紧战备以及瓜分中国的烟幕弹罢了。”国联的主张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侵占政策根本没有二致，只是更阴险更有欺骗作用的侵占政策罢了， “在这一基础上，国联又完成了他另一件反革命工作：努力弥缝各帝国主义者间的裂痕，保持反苏联的统一战线，加紧宣布反苏联的战争。”[⑩]

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强盗组合的国际联盟及英美法德等帝国主义国家正在计划瓜分中国，镇压中国苏维埃旗帜下的一切革命运动，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对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战争，领导全国红军与工农劳苦群众，用民族革命战争驱除日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任何帝国主义一切瓜分中国进攻中国的尝试与企图，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与完全独立。[11]同日，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告告民众书》，号召民众自动武装起来，组织游击队，义勇军，创造民众自己的武装队伍——工农红军，在民众自己的政府的指挥之下，与日本帝国主义以及一切帝国主义进行民族的革命战争，保护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12]是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发出对日宣战训令：全国工农红军和苏区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积极进行革命战争，向外夺取中心城市，摧毁国民党统治，这正是实际去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是直接对日作战的必要前提，红军的作战任务，首先是要消灭与帝国主义勾结一致的国民党军队。[13]

正值日本进攻上海之际，国联组织了以李顿为首的“中立委员会”赴东北实地调查，于1932年10月发表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连续发表文章，揭露“李顿调查团”及报告书的本质，认为报告书公开宣布了国联瓜分中国与进攻苏联的纲领，[14]企图造成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15]10月7日，中共中央通过《中央关于李顿调查团的报告及加强反帝群众斗争的决议》，系统阐述了“九一八”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国联的政策，决议指出：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我党便提出了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从开始时便坚决反对对于国际联盟的幻想及国际联盟——这个世界帝国主义与瓜分中国奴役中国的组合，这个战争制造者的同盟。我党是唯一的政党，从国联调查团第一天到中国时，即提出驱逐瓜分中国的执行者——国联调查团出中国的口号，因此，我们更应该在最广大的劳苦群众面前指出李顿报告书的凶残的面目。这个报告是国际强盗分赃集体——国际联盟的最公开，最无耻，最不要脸的文件。在揭破李顿报告书的运动中，党必须坚决地顽强地为加强群众反帝反日运动而斗争。这里最主要的任务是：创立广大的反帝运动中的统一战线，密切地同工农劳动者的日常要求的争斗联结起来，这个下层统一战线应该在一切的反帝争斗中的形式之中实现起来（民族革命战争，抵制日货运动，反日会与某一具体行动的委员会，武装民众，组织义勇军，游击战争与群众示威等等）。[16]

1933年初，日军越过山海关侵袭热河，攻占承德后又向长城各口大举进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在法英帝国主义及国际联盟的公开援助之下，已经开始侵入华北。这是更进一步的完全瓜分中国及奴役整个中国，”[17]在日本新的进攻下，“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始终没有改变其投降国际帝国主义和欢迎国联瓜分中国的出卖民族和侮辱民族的政策”。[18]中共中央告知各级党部：国际联盟原来是瓜分中国及一切殖民地的强盗机关，素为英法日等帝国主义所把持，而国民党却至今犹“装势作态”，指望国联，散布各种幻想，硬要民众“静候国联解决”，事实上，“在世界上真正同情于中国之解放的只有苏联，而且也只有按照苏联的道路，中国才能达到真正的解放”，[19]我们民众是需要世界的同情与援助，可是我们绝对不能希望帝国主义的“觉悟”和同情，而是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真正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苏联。[20]

这一时期，中共坚决反对国联对华技术合作[21]，认为国联在所谓“技术合作”的名义下“加强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共管”，[22]在国联成立的所谓 “对华技术合作委员会”，是要依照一定帝国主义的计划来“改造”中国，“这一计划已由美帝国主义代理人拉西曼的扩充而变为国际共管中国的计划了。这一计划，显然要在中国创造一个在美帝国主义统治之下的像满洲国一样的国家。”英、法帝国主义目前也在“技术合作”之类的名义下，对中国进行各种借款，“来取得他们各自的利益，扩大与巩固他们自己在中国的地位。”[23]中共中央提出：“我们的反帝统一战线的纲领应当是：坚决反对国民党整个的投降出卖政策，抛弃对美国和国联的任何幻想。”[24]

1934年7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中共实际负责人、中共中央总书记秦邦宪总结了“九一八”以来民族革命战争和反帝斗争的经验，他说：国民党散布对国联与美国的幻想，说“世界公理尚存”，要群众去等待美国与国联来主持公道，使得党在“一二八”战争以后，要用极大的努力，长期的工作，才能把国民党的欺骗完全揭露。党的基本方针之一，就是尽量揭露美国与国联在中国的帝国主义侵略，针对着国民党散布美国和国联的幻想，党必须在群众中指出，国联和美国并非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相反的，他们鼓励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和中国革命，另一方面自己也实行趁火打劫，加紧瓜分中国。我党利用了李顿调查团来华及其报告书、美帝国主义在上海战争时企图瓜分上海等等事实，进行揭破的工作，消灭国民党在群众中散布的幻想，结果是很明显的，国际联盟是帝国主义强盗的分赃的机构，美国一样的是帝国主义侵略者，这些观念是最深刻的印入于广大群众的心头。[25]

（三）

1935年10月，日本帝国主义为进一步侵占中国，策动华北各省脱离南京中央政府实行“自治”，史称“华北事变”。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到主导地位，国内外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共适时调整对内对外政策。中共果断地停止使用“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以“一切有利于抗日”为原则，利用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利用现有的国际公约和国际组织，争取欧美列强和国联的支持与援助，以打击最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935年12月，毛泽东强调指出：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它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的条件。[26]1937年5月，毛泽东分析了“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以来的形势，指出：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变为“特别突出特别尖锐”，这一矛盾已经把若干其它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推入次要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面临的任务，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中国不但应当和中国人民的始终一贯的良友苏联相联合，而且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他指出：“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应该“适当地调整国内国际在现时可能和必须调整的矛盾，使之适合于团结抗日的总任务。”[27]

与此同时，张闻天阐述了在新形势下中共对国际联盟的立场和基本政策，谓：“我们希望有国际上的援助，我们愿意同英美法苏等国根据平等互助的原则，订立太平洋集体安全制度或个别的互助公约，对国际联盟、应采取支持的立场，促进其对侵掠国家实施种种制裁的效能，在不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下可以利用外资，进行国防的与经济的建设。”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国联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28]

“七七事变”后，毛泽东又明确提出：中国对外必须实行“抗日的外交”。他说：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因此必须“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29]1939年9月1日，毛泽东在接受《新华日报》驻延安记者访问时，对这一外交政策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在外交方面凡助我者友之，凡助敌者敌之，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总之，一切一切以有利于抗战为原则。”[30]

1937年7月26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全面阐述了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于各国所采取的外交政策，着重分析了中共对英、美、法等国的外交策略，以及对国联的政策，指出：

对于英美法苏等国，我们应当开展广大的外交是活动，以求达到实际的有利于抗战的联合。至于英法美三国，虽然他们现在表示了极大的麻木与动摇，但是日本及其盟友的侵略对于他们本身利益的威胁，在客观上将推动他们走上反日的道路。应当清楚指出，过去所订立的一些国际公约，只能成为一种和平的愿望，对于法西斯侵略的实际的制裁作用，是极端微弱的。现有的国际联盟组织，虽然有某种维护和平的作用，但由于内部构造的复杂与意见的不一致，也常不能起其有效的作用。”但是，我们须要采取有效的步骤与这些国家订立实际的具体的和有利于抗日的协定，以求在抗日战争中，他们能给我们以实际的帮助。另一方面，应当坚决反对依赖他国来决定对日政策的这种观点。我们联合英法美等国是为着抗日，而不是为着与日妥协。如果英法美等国能够很好的与我们联合，给予我们抗日以同情与帮助，那我们当然是非常需要与欢迎的。英美法等的帮助，可以促进或加速我们抗日战争的胜利，但这决不是说没有英美法的帮助，我们就无力抗战。相反的，抗日战争的基本力量，只能靠我们自己。不依靠自己的力量，不动员自己的力量，而一心一意盼望他国越俎代庖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不仅是表示最愚蠢的奴才的思想，而且在实际上可以给予我们民族以最危险的结果，“九一八”以来期望并失望于国际联盟的事实，正是中国当局与人民所不能一刻忘记的痛苦的教训。应当学会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对于英美法等的政策，也应当如此。但同时，我们应当反对另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只要联合苏联就够了，对于动摇、冷淡、麻木的英、美、法不必理他。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自然我们应当分别苏联与英法美，而且应当分别英美法国的不同情形，因为他们本身的利益也是不同的。但是问题并不在此。问题是在于：我们在抗日战争中，须要争取一切可能的，甚至是动摇的，不坚定的，一时的，具有自己目标的各种各样的同盟者，英美法等国能够不同情日本而同情中国，不帮助日本而帮助中国，这对于日本侵略将是不小的打击，对于抗日战争将是不小的帮助。我们应当努力争取这种同情，这种帮助。谁要是不懂这点，那他不仅对于抗日的策略，是一窍不通，而且在客观上则是帮助日本争取英美法的外交活动。这是我们联合英美法所应取的方针，与应有的认识。上述的这种对外政策的方针，只有在整个坚定的国策——抗战的国策——及其实际的抗战行动之下，才能很好的得到成功。对外政策，不过是整个国家的政策的一部分。没有确实的坚强的国策，就不能有坚定的明确的对外政策。没有实际的抗战行动，就不能有各国政府与人民对于中国抗战的切实的援助。我们主张抗日救国保卫民族的坚强外交。这决不是什么“莫斯科路线”，更不是什么“伦敦华盛顿路线”。我们所需要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外政策，是争取抗日利益的积极外交活动。这种政策与活动，正是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个必要条件。[31]

1937年9月，中国首席代表顾维钧向国联提出申诉，要求依据《国联盟约》第十、十一和十七条对进攻卢沟桥的日军采取行动，要求国联对日本实行制裁。英国政府担心本国被卷入战争，于是通过苏联政府对中国进行劝阻。此后，国联通过一系列谴责日本侵略暴行的决议，但是对于制约日本的军事侵略没有产生任何实际的效果。尽管如此，中共能够正确处理独立自主和争取外援的关系，对国际联盟仍然采取支持和利用的外交政策。1938年，中共中央通过决议指出：“不能用国联力量实行集体援用盟约之义务，实有违国联之本旨。在实质上来说，在今天，国联远未能真正地从软弱无能的机关变成为一个坚强的集体力量。正在进行民族解放战争的我国，我们是始终维护国联盟约的，我们是需要国际的援助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要使我们的抗战得到胜利，主要的还得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特别是依靠我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坚持持久抗战到底。”[32]1938年11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力争国际援助，集中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从长期战争与集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原则出发，组织一切可能的外援，是不可忽视的。因此，我们要力争各民主国家与苏联对我国物质援助之增加，同时尽力促成各国实行国联制裁日本之决议。设立一定机关，系统的收集一切敌军暴行制成具体的文书、报告，宣扬国外，唤起全世界注意，起来惩罚日本法西斯。“根据抗战的长期性，外交方针也应着眼于长期，不重在眼前的利益，在重在将来的增援，这一点远见是必要的。”[33]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政府利用国联争取西方国家的道义支持、物质和技术援助，对坚持长期抗战起了积极的作用。随着“二战”爆发和战争的扩大，国联的经费紧张，处境也极为困难，国联秘书长于1940年11月告知中国政府：国联财源枯竭，合作经费无法支付，所有派赴中国专家的合同于本年底中止，中国如需专家继续服务可自行雇佣，薪水可与本人直接交涉。经过中国政府与国联的进一步协商，国联技术合作的专家延聘至1941年1月31日，国联正式停止对华技术援助。

结  论

随着中日矛盾不断激化和国际间错综复杂关系的逐步明朗化，中共对国联的政策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九一八”事变时期，中共将英、美、法等国与日本侵略者等量齐观，指国联为日本侵华的“总后台”，认为“满洲事变是瓜分中国为各个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的开始，是反苏联战争的序幕，是世界新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初步，”提出“中国人民的伟大历史任务，是武装保卫苏联”。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共正确分析国内外形势的新特点，适时调整对外政策，指明日本侵略者是中华民族最主要的敌人，指出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必须在独立自主原则下争取英、美、法等民主国家，利用国联盟约和国际安全保障制度，争取国联对日本实施制裁。中共对国联政策的重要转变，有利于充分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为建立抗日国际统一战线创造了重要条件。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