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文武并进，全方位、立体化的。“以华制华”的殖民政策，除了在政治上扶植傀儡政权作为代理人，还包括在思想文化领域对中国固有的儒家文化进行亵渎和歪曲。目前学术界对沦陷区的研究多偏重于日伪的军事进攻、政治统治和经济掠夺。对于日伪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奴化控制，尤其是对儒家文化扭曲利用的研究则非常薄弱；而此研究对于深刻揭露日寇在侵华历史上亵渎中国传统文化的罪恶，进一步拓展日本侵华史、沦陷区思想文化史、抗战时期思想文化史和民国儒学史等领域的研究视野，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有组织、有计划地劫掠、毁坏儒家文化载体

依据国际海牙陆战法则惯例第二十七条规定，一切有关文化方面，如宗教、美术、学术及古物的机关与其财产，如不作为军事用途，交战国必须力求保全，不得实施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对英伦三岛狂轰滥炸，而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却未损分毫；盟军对德国本土实施空袭时，科隆几乎夷为平地，而双尖塔科隆大教堂则安然无恙。而在1931年到1945年间，侵华日军却对伪满、华北和汪伪三大沦陷区的儒家文献、建筑、文物等物质形态的文化载体进行了令世人嗔目结舌的劫夺和毁坏，其罪行之大，罄竹难书。

儒家文献在历史上曾经对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文化桥梁与媒介的作用，正是通过它们，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才得以传入日本，从而在根本上促进了日本文化的长足发展。在这场文化浩劫中，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却因其在中华文明体系中所承载的特殊价值和意义，被蓄谋灭亡中国的日本侵略者格外仇视，因此损失尤其巨烈。而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公立图书馆和私家藏书楼囊括了中国儒家典籍的几乎所有文字资料，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公立图书馆和私家藏书楼的破坏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意味着对儒家文献的根本性破坏。抗战期间，这些蒙受厄运的图书馆和藏书楼遍布各个沦陷区。

“九·一八”事变后，沈阳文溯阁所藏的6万余册儒家典籍随即被日寇运往东京。“一·二八”事变时，东方图书馆被日军所毁，宋刊本《礼记要义》、元刊本《新修礼部韵略》等化为灰烬。1937年，江苏省图书馆在被日军劫走的141种中国古文献中，就包括元刊本的《四书通义大成》、《周易本义》、《尚书集传》、《礼仪图》、《春秋左传补注》、《春秋师说》等。学校图书馆藏书中的古代儒家典籍也同遭洗劫。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公学、上海法学院藏书被敌焚毁，国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图书被劫无数，南开大学、湖南大学、暨南大学图书馆遭敌机轰炸，夷为平地。此外，私人所藏之儒家文献，如山东聊城海源阁，江苏常熟铁琴铜剑楼等也难逃其厄，损失极为惨重。

日军在蹂躏毁坏儒家文献之余，对儒家建筑、文物等方面的毁损同样令人触目惊心。1935年，驻热河行宫的日本司令官盗走热河文庙的周代铜彝器十件回国^[1]；1937年淞沪之战时，日军空袭南京，夫子庙之棂星门、大成殿与所有配殿、楼阁等均遭破坏；1938年12月14日，多架日本飞机先后窜至广东花县，许多“名胜古迹孔庙、宋大夫祠，都被炸毁”^[2]。

上述种种并非如某些居心叵测的人说的那样——“随着战争的发生，兵火所到之处是不可避免的”^[3]，而是日寇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其中，最显著的一个表现就是成立专门的掠夺机构。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之后，就成立了专门的“中支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负责“检查南京市内的重要图书，准备接收”。次年1月，该会就迫不及待地派人从上海出发，沿途“对镇江金山寺藏经楼、镇江绍宗国学藏书楼等八处藏书单位加贴了封条”。^[4]3月，他们在330名特工，367名士兵，830名劳工的协助下，动用卡车310辆次，将在南京所“接收”的图书运往珠江路原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内。接着又召集东亚同文书院、日本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汉籍专家们对南京城内的中国文献，进行了分类和整理，而这些图书最后绝大部分都被运往日本。

欲亡其国，先亡其史；欲亡其心，先亡其文。日本侵略者为了从根本上割断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传统，彻底消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而对我国儒家文化的物质载体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文化大屠杀”。上述侵华日军的种种暴行不仅是对中华文明的公然侮辱，也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亵渎与犯罪。

二、蓄意篡改儒家思想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一些丧失民族气节的附逆之徒，不仅不用中国儒家经典中那些人所共知的强化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反对外来侵略的传统观念来讨伐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反而助纣为虐，处心积虑地歪曲儒家文化经典，制造歪理谬论，与日本侵略者一道将儒家思想推向罪恶的深渊。

（一）伪满对传统王道政治的歪曲。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后，打出了“王道政治”的旗帜，将侵略铁蹄践踏下的东北美化成“王道乐土”的人间乐园。在日本侵略者的导演下，以溥仪、郑孝胥为首的逊清皇族遗老在“王道政治”的阐释上占据主体地位，他们对“王道政治”的鼓吹，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其一，借用封建的天命观，张扬所谓的“顺天安民”。伪满颠倒黑白，把奉系军阀暴政、张学良顺应历史大势的“东北易帜”及中华民国政府的法统，乃至于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正义斗争，都当成是导致“天怒人怨”，“家破国亡”的罪魁祸首，将日本所扶植的傀儡伪满政权说成是中国满蒙地区“三千万民众之意向”，^[5]以此证明伪满的合法性。其二，标榜“王道立国，实行道德仁爱”^[6]的所谓仁政，夸饰伪满所实行的正是传统王道民本主义中的“爱民”与“保民”政治。同时又将“保民”的主体含义歪曲成“保境安民”，称“新国家有天然独立之资格，自古以来，即以保境安民为职志”。^[7]图谋凭借武力威逼和借用对中国儒家文化“保民”思想的歪曲，把白山黑水与三江平原从祖国神圣的完整版图上分裂出去。其三，盗用王道“内圣”之学，兜售所谓的正己修身论。强迫伪满统治下的中国民众要对侵略者唯唯诺诺，在“责己而不责人”的基础上，“修养”到能服服帖帖作日伪血腥统治下的顺民而后止。其四，利用王道“外王”之学，侈谈“民族协和”与大同思想，谬称什么“外王之学，尤为广大，惟其以博爱为主，所以无种族、无国际，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也。”^[8]究其本质，实际是日伪妄图利用儒家以文化划分民族而不是以血统来划分民族的传统民族观念的温和性与模糊性，淡化民族与国家的界线，腐蚀民众的抗日意识，为日本侵略者开脱罪责。

（二）华北伪政权的新民主义对儒家思想的亵渎。新民主义是缪斌伙同日本御用学者川村宗嗣、大沼喜久男等人，蓄意借用儒家政治说教并杂糅日本法西斯主义所形成的一种反动思想。新民主义的“新民”二字，源自《尚书·康诰》中的“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意思是说，改朝换代后，统治者要引导老百姓体认“天道”，作新朝代的“新民”。新民说就恶意地借鉴了这种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在缪斌看来，“时代变了，新国家的国民应当掉过头来走向一个新的途经”。换句话说，日本将中华民国推翻而建立“新政权”是历史的必然。“新政权建树之后”，“负有划时代的新使命”，而要“担负新国家时代使命的国民”，必须要有“新的精神”，即是新民主义。^[9]基于以上理由，缪斌又盗用《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擅加“亲乡”一目，作为新民主义的方法论。同时，他们还在吸收、改造王阳明的“知行”论的基础上，着意强调实践的重要性，甚至还称“新民主义即是实践主义，其没有理论，实践即是其理论。”^[10]此外，缪斌等人还以维护儒家思想为招牌，把共产主义与新民主义进行扭曲性比较，把“唯物论的革命主义”说成是“文化之逆转”，“于道德及科学均无进步”。^[11]以此诬蔑和诋毁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总之，日伪是要通过上述种种，最终实现“天下一民，有教无类，泯除种族观念”和“天下一土，有德者有土，泯除国界观念”的所谓“王道平天下”的新民主义的最高理想。^[11]说白了就是要求中国人民彻底放弃对日斗争，将国土拱手让人，并在思想上消除民族、主权和国家观念，心甘情愿的做日本统治下的奴隶。

（三）汪伪的“和平”谬论与东亚联盟理论对孔学的利用。和上述两大伪政权一样，汪伪也不忘东拼西凑孔经之言，以作投降卖国理论之用。首先，在推行所谓的“和平”运动中，汪精卫等人不惜将抗战时代附会春秋战国，称“春秋之世，干戈无宁岁，各国鹰眈虎视，与今日国际无异”^[12]33，企图用此一笔抹杀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和进步性。非但如此，他们还将温柔敦厚的传统儒家思想中反对战争、主张和平的言论突显出来，刻意强调“孔子之政治思想，中心和平”^[12]35，强说其所谓的“和平”主张符和孔孟学说，把投敌求和美化成了力行孔子遗教。其次，以儒家思想作为东亚联盟运动的精神母体及各方进行“文化沟通”的桥梁。汪伪成立之后，随着日本在沦陷区统治的相对巩固，恨不得在一日之间从军事、经济、政治、思想、教育、文化与精神等每一个方面都彻底摧垮和灭绝中国的狂妄的日本侵略者，已经不再满足伪满、华北伪政权投降政客在巴结逢迎日本和奴化中国人民问题上对儒家概念的简单歪曲。而是妄想让各路伪政权都直接照搬日本帝国主义的建立“八纮一宇”、称霸世界的军国主义“皇道”理论来压迫奴化中国人民。所以从1940起，日本侵略者便在各沦陷区搞起了旨在建立东亚新秩序的东亚联盟运动，并将其指导思想定为“皇王一致”之“王道”，称“中国之‘大同’，日本之‘八纮一宇’，满洲郑故总理所标举之‘以德行仁’，皆本东方一贯之王道精神”。^[13]实际是偷梁换柱，将儒家“王道”、“大同”思想的核心内容嬗替为军国主义的“皇道”理论。此外，为了在实践中将东亚联盟诸国的固有文化迅速并彻底诱引到日本“皇道”文化的轨道上去，汪精卫之流又别出心裁提出“文化沟通”的谬论，歪称用“孔子学说之涵濡沟通，尤觉深切”^[12]42。即用已经沦为“皇道”理论异名同实物的“儒家思想”做为东亚各国“文化沟通”的母体与桥梁，并以这种所谓的“同文”性，构建“东亚共荣圈的文化新堡垒”^[14]。可见，此时的“儒家思想”已与中国传统儒家的根本精神彻底背离，孔夫子如泉下有知，不知将做何感想。

三、肆意宣扬、推行封建礼教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在中国的逐渐深入，封建礼教不断受到进步人士的鞭挞和批判，特别是五四时期，“反礼教”更是一度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但在沦陷区，日伪却逆历史潮流，大肆推行封建礼教，以此作为巩固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由于受日本侵华策略及伪政权本身组成的影响，三大沦陷区在宣扬封建礼教的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以清朝遗老为主的伪满政权和以北洋军阀残余为主的华北伪政权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具体说来，伪满大肆表彰孝子节妇、义仆耆老，华北伪政权则颁布褒奖条例，着重表彰那些“孝悌忠信礼义谦让，有坚苦卓绝之行，足以保存固有之道德”，并“能正人心厚风俗矜式人群”的“德行优异者”。并对女子施以三从四德的封建教育；伪满恢复冠、婚、丧、祭、乡饮酒五礼，华北伪政权则组织礼制讨论委员会，修订吉、凶、宾、军、嘉五礼，同时二者还都沿用清朝礼制，隆重举行祀孔典礼；^[15]在学校教育上二者还都将读经与修身列为重要的教学内容。两者在宣扬封建礼教方面之所以存在诸多相似之处，除了与两政权本身构成有关外，也与日本企图将华北建成“第二个伪满洲国”的侵华政策有很大的关系，正如华北方面军特务部长喜多诚一在给日本陆军次长的电报中所宣称的那样，“华北与满洲相邻接，必须施以王道。”^[16]

汪伪政权脱胎于南京国民政府，其上层官吏多是国民党的达官显贵。为与重庆国民政府争夺国民党的正统符号，这些人在对传统礼教进行改造的过程中有意承袭此前南京国民政府的某些做法，而在表面上带上一些现代气息。主要表现在：在祀孔仪式上，1940年8月22日，伪行政院发布《恢复孔子诞辰纪念令》，决定沿用经南京国民政府简化过的孔诞纪念的现代式样。用“唱党歌”与“孔子纪念歌”，做“报告”，做“演讲”的仪式内容，代替了传统的“迎神——初献——亚献——终献——撤馔——送神”的仪式规范。^[12]2在奴化宣教方面，1941年11月起，汪精卫自诩在超越“新生活”运动的基础上，在沦陷区开展了一场颇具规模的“新国民运动”。实际不过是一场打着貌似民主进步的幌子，利用儒家克己、仁恕、孝悌、忠信的道德说教培养自肃、服从的顺民、治民的“旧道德运动”。

四、结  语

做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近代以来，伴随着社会的近代化转型与思想解放的历程，传统儒家文化尤其是以儒家伦理道德学说为核心的封建礼教，不断受到近代新文化的冲击与批判。尽管如此，作为一种保守的思想观念，儒家文化却一直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传统思想武器，这个武器在抗日战争中也是在发挥积极作用的。但在沦陷区却遭遇了全面性、实质性的异化与堕落，并一度沦为日本殖民者征服和奴役中国人民的思想文化工具。可以说，日伪对沦陷区儒家文化的盗用是“以华制华”策略的一个重要组成，在本质上是灭亡中国民族文化的有意之举，是利用中国人所熟知并易于认同接受的孔子形象，为其统治罩上一层神圣的外衣，以便更好地推行殖民理论，统治和奴役中国人民而已。这种利用中国固有文化来征服中国人的罪恶行径，比赤裸裸的武装侵略更具欺骗性，它不仅将近代以来开民智所取得启蒙成果破坏无遗，而且还大大延缓了传统文化近代化的进程，给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虽然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但今天重温这段历史，就日伪在利用儒家文化对中国所进行的怀柔与奴化而言，仍值得我们进行深刻的反思。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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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华北政务委员会政务厅法制局编．华北政务委员会法规汇编：上册[Z].北京:华北政务委员会政务厅法制局，1941：227．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民国史研究室．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Z].北京：中华书局，197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