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的初始

赵晓阳

摘要：50年代初期，如何改造与帝国主义有密切联系的中国基督教会适应新社会，是对中共的新挑战。中共把握中国教会与帝国主义历史联系的关键点，以及因抗美援朝而引起的社会新局面，以割断中国教会与帝国主义的联系为突破点，强调教会政治面貌的改变。在引导和支持基督教会进步力量的同时，适时调度，因势力导，激发广大教徒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团结了最广泛的信教群众。表现了中共应对各种挑战所呈现的非同一般的控制力和领导力。

关键词：三自宣言   中国共产党    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如何解决和调整全国范围内外国人遗留下来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问题，对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中共领导力和控制力来讲，是一个具有巨大意义的新挑战，机遇和挑战正未有穷时。20世纪50年代，中共如何引导和改造基督教会适应新政权就是其应对这一考验的重要一环。近60年来，学界尚无一篇研究论文充分讨论和梳理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本文以50年代初期基督教会在新形势下的适应与转变为中心，通过对中国基督教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通称“三自宣言”）产生前后的历史考察，透视中共在驾驭这一历史巨变时所呈现的非同一般的控制力，以及面对国际国内各种力量而做的强力应对与有效处理。

一、应变与转变：教会的态度

面对中共的胜利和发展，基督教会一直是心存疑虑、有所准备的。1946年8月，中华基督教协进会的《中国基督教对时局的宣言》表达了对政局变化的看法和顾虑。12月又以“基督教与共产主义”为题，邀请各差会团体进行广泛讨论，对可能发生的变化，提出应变措施。国民党军队在内战中呈露失败之势之后，教会内谣言四起，声称共产党要杀尽牧师，禁止信教之类的言论到处流传，认为基督徒和无神论者不能“同负一轭”[1]，大部分差会团体普遍对共产党感到恐惧，一时间都有灾难临头的感觉，决定离开中国，为应付变局做准备[2]。以基督教历史上最大的出版机构广学会为例，这时就赶印书刊杂志，来不及出版新书就翻印旧书，没有人购卖就免费赠送，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不把钱物存留给共产党。也有相当一部分教会人士主张坚守岗位，尽到做基督徒的本份。还有部分人士认为可以和共产党合作，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打倒腐败政权，建立新中国，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部主任吴耀宗就是一例，他的思想认识和行动使他成为对20世纪后半叶中国基督教会产生最为深远影响的人，也是中国基督教史上最受争议的人。

1948年1月，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提出要“保护和平通商传教的外国人”[3]。2月，中共中央指出对解放区及新占领区内外国人办的经济、文化及宗教等机构，“不论其是否属于帝国主义性质，”一般不采取排除或没收的政策。只要他们遵守各项法令条例，即容许继续开展业务和活动，受到民主政府的保护。宗教问题必须谨慎处理，“以免外国人民误会我解放区政府是排斥宗教。”[4]已在中国外国传教士，容许其继续居住及执行业务，暂时不批准新来传教士。由外国人办的学校、医院、教会、报纸，组织其登记、审查和批复，亦可维持现状[5]。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上也明确表达了相同的指示[6]。毛泽东在《“友谊”，还是“侵略”？》中还指出：“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四千一百九十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教育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二……”这一切都表明，共产党在解放初期对涉及外国人留下的各项事业都特别慎重，对宗教工作更是实行特殊政策。  

1949年初，北平、天津等地解放，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多次重申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解放军的接管工作和平有序地进行着，减少了不少传教士及教会人士的疑问和担心[7]。1949年1月，北美基督教国外布道部（Foreign Missions Conference of North American）召开年会，出席的61个美国新教团体代表一致同意留守中国[8]，他们更呼应美国政府应该承认中共将成立的新政府。

解放初期，教会内一些先进分子也一起为新中国的成立而欢呼。1949年《天风》发表的文章就有《解放前后的观感：天风是走人民的道路》（社论，8卷1期，1949年7月30日）；《向共产主义学习以行动去实践理论》（社论，8卷6期，1949年9月3日）；《拥护毛泽东生产建设的号召：促进基督徒生产运动》（社论，8卷7期，1949年9月10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展望》（社论，8卷8期，1949年9月17日）；《支持世界和平的力量》（社论，8卷9期，1949年9月24日）；《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社论，8卷10期，1949年10月1日）；《新社会与基督教》（社论，8卷14期，1949年10月29日）等。《田家》、《恩友》等刊物也发表了相应的文章，表明了对新政权的欢迎和对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的支持。

同时也涉及到基督教与帝国主义之间关系这个历史老问题。从1949年4月来也刊登了教徒的文章，就基督教在新时代的任务和作用进行了探讨，如王维明：《基督徒与政治》（5卷8期，1948年2月28日）；周继善：《唯物论者的宗教观和基督教的社会观略论》（6卷2期，1948年12月4日）；翌明：《基督徒看共产主义》（6卷4期，1948年12月18日）；陈炳仁：《教会属于人民》（7卷1期，1949年1月1日）；沪江弃人：《论基督教与社会主义》（7卷4期，1949年4月9日）；翌明：《中国教会所需要的西教士》（7卷8期，1949年2月26日）；李扬汉：《我所要说关于西教士的话》（7卷10期，1949年3月20日）；王治心：《关于教会自养之我见》（8卷3期，1949年8月20日）；密克鼎：《新中国要有新教会》（10卷12期，1950年11月18日）。但这些还都不是主流。

1949年初，中共邀请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去解放区共商国事。刚参加了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亚洲领导会议的吴耀宗正在香港，他接受了邀请，2月6日在半秘密的状态下，从香港经朝鲜北部，渡过鸭绿江进入我们境内，3月9日抵达北平[9]。22日，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会见吴耀宗，解释中共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他表示完全同意[10]。

为了更清楚的梳理“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的历史过程，有必要介绍吴耀宗的历史背景。吴耀宗（1893-1979），1927年毕业于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先后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校会部主任和出版部主任。30年代，他还参加了“东北社”、“国难教育社”、“保卫中国大同盟”等抗日救亡团体。1935年，与马相伯、邹韬奋、陶行知等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938年与郑振铎、周建人等成立了“复社”，出版了《鲁迅全集》。他是基督教社会福音的积极拥护者和实践者，非常关心社会问题，希望能用基督教思想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曾十分热衷“唯爱主义”，日本侵华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认识到基督教信仰不能脱离所处的环境和社会，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抗战胜利后，他积极投入了反独裁、反内战的民主运动，1946年代表上海各界到南京向蒋介石请愿，在下关车站险遭国民党袭击。1945年2月，吴耀宗在成都创办了《天风》周刊。1948年4月，吴耀宗在《天风》上发表《基督教的时代悲剧》，抨击基督教逐渐变成了“保守的力量”，留恋特殊环境给予“它的特殊地位和虚幻的自由”。中国基督教的传统主要来自英美基督教，其信仰和思想几乎就是英美式基督教的翻版，这样的中国基督教“无形中变成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也只能成为“人民的鸦片”[11]，表现了一位中国基督徒的反帝气概和深入思考。在外国传国教士的压力下，他被迫离开了一手创办的天风杂志社。1951年5月，“基督教全国三自筹委会”决定将《天风》杂志作为它的机关刊物，除文革期间停刊外，存在至今。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在北平召开，全体代表共662名，宗教界8名代表，其中伊斯兰教界1名，佛教界1名，基督教界5名，他们是吴耀宗、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邓裕志、燕京大学神学院院长赵紫宸、《田家》半月刊主编张雪岩、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事工组主任刘良模[12]。他们共同参与制定和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组织新政府等各项工作。《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给宗教界以极大的鼓励[13]。吴耀宗在政协发言中表示，要尽自己的力量，“把宗教里腐恶的传统和它过去与封建力量、帝国主义者的联系，根本铲除”[14]。会议期间，《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系列连载政协代表发言稿[15]。

政协会议结束后，基督教界行动起来了。吴耀宗、刘良模以政协宗教界代表的身份，广泛邀请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及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等各机构派别，于1949年底组成了“基督教访问团”，到全国各地教会访问，深入了解教会的新情况，传达政协会议的精神和《共同纲领》的决议，预计将访问华北、华中、华东、东北、华南的18个城市[16]。访问团先后访问了华东区、华中区，1950年4月15日至18日访问济南后即转道北京。21日，北京教会召开座谈会，讨论教会遇到的各种困难，希望访问团能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并帮助解决。30日，吴耀宗、刘良模、邓裕志、赵紫宸、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涂羽卿、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总干事崔宪祥、华北基督教联合会总干事王梓仲、北京基督教联合会总干事赵复三等，与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座谈宗教问题[17]。大家都很希望见到周总理，把了解的情况和困难当面向周总理汇报，希望政府出台保护教会的告示，以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18]，这一切都说明教会中的部分力量主动靠拢政府，希望有所作为。

二、定位与引导：政府初期的工作

1950年3月16日至4月底，第一届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原本计划召开半个月的会议开了一个半月，可见其重要程度，会议确定了包括天主教及基督教工作在内的建国后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原则。周恩来于4月12日和13日两次到会并做了重要讲话，将宗教工作纳入到统一战线工作中，宗教团体放在了人民团体的范畴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注意宗教的“帝国主义的国际背景”，强调“只反对帝国主义，不牵连宗教信仰问题。”宗教要同帝国主义割断联系，“中国的宗教应该由中国人来办”[19]。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提出要到基督教和天主教团体里面去工作，“逐步地改变其政治面貌”，通过进步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积极团结中间分子和落后群众，孤立少数帝国主义走狗，“从其内部展开民族民主觉醒运动”，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真正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国内反动势力割断联系，成为“自治、自给、自传”的宗教团体[20]。

在访问团的要求下，5月2日下午一时，周恩来在政务院接见吴耀宗等7人[21]。他们以在华北收集有关的教会问题一百六十多件为例，向周总理反映并希望政府下达“通令”保护教会，“要各地方人民政府严格地执行《共同纲领》中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22]。周恩来肯定了一些基督教团体在抗战中的很好作用，认为教会遇到的问题，不是简单由中央政府发出一道命令就能解决的问题，根本问题是长期以来人民群众把基督教看成“洋教”，成了帝国主义利用侵略中国的工具。根本办法是中国的教会应当自办，割断与帝国主义的关系[23]。在以后的谈话和会议上，周恩来又多次强调了这些观点。

5月3日，吴耀宗等人与北京教会领袖十余人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商谈下次会见周恩来时的具体意见，众人委托吴耀宗起草一份初步意见。5月4日清晨，吴耀宗写了《关于处理基督教问题的初步意见》，包括五个要点：一、关于肃清帝国主义力量，提高民族自觉精神的办法；二、关于基督教团体的登记；三、关于占用教会房产的处理办法；四、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各种规定；五、关于设立中央宗教机构的问题。教会人士最关心的是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以及相应的管理宗教措施等问题，期望中央政府下达通令，要各地方人民政府严格执行《共同纲领》中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解决基督教当前的问题[24]。5日，吴耀宗与涂羽卿、崔宪祥、刘良模、邓裕志及北京教会共20余人再开会讨论商量。

5月6日，周恩来第二次接见吴耀宗等11人[25]，中共有关部门十余人也参加了此次谈话，主要讨论基督教人士提出的书面意见，会谈持续了3小时。7日晚，全国政协宗教组开会，基督教界16人和其他各界60余人参加了会议。基督教界以外人士认为基督教目前最重要任务是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改变人民对它的印象，如此则其他问题都可迎刃而解，这些发言对吴耀宗等人的影响很大。

5月13日晚11时，周总理第三次接见了吴耀宗等19人[26]，长达4个半小时，于次日凌晨3时半才结束。谈话给基督教领袖们“深刻的印象和鲜明的启示……基督教应当自动地肃清帝国主义在它里面的力量和影响”。当代表们把基督教会自1920年代以来提倡的“自治、自养、自传”的理想和实践告诉周恩来时，他不但表示赞同，而且表示嘉许，认为这是基督教今后必须遵守的途径[27]。

与周恩来的三次谈话是“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的关键事件，它使基督教领袖深刻地认识到，基督教的问题必须要从教会自身着手，才能得到根本解决；教会必须改革，必须廓清基督教与旧时代的关系，使基督教与新时代相适应；基督教不但同时代脱了节，而且发生了反时代的作用，“这就是基督教所以遭遇困难的主要原因。”[28]所以，基督教会必须首先“自动地肃清帝国主义在它里面已经存在着的，和正在发展着的力量与影响”，促成“中国教会自治、自养、自传的原则的实现”[29]。在新时代中，基督教的工作与事业都应当受到“严肃的、深刻的批评与检讨”，尤其重要的是使这些工作与事业发挥基督教的优点，配合《共同纲领》的政策，真正地表现它的为人民报务的精神[30]。

形势发展到现在，基督教人士觉得“应当发表一篇对外的宣言”，本来希望政府解决基督教问题的《初步意见》，几易其稿，改名《中国基督教今后努力的途径》，“变成了基督教自己表示态度的文件了”[31]。5月15日，将第五次修改稿呈送周恩来。20日，中共中央、政务院有关部门召开座谈会，周恩来指出修改稿将“基督教同帝国主义的关系说得很偶然”[32]，但“一个字不改，照样发表，”“便于团结群众。”“对基督教，一方面不能无原则地团结，另一方面不要脱离广大群众。这是政策问题，不是策略问题。”[33]6月1日，周恩来致电吴耀宗，认为“基本方针是好的，它打开了中国基督教会及其团体今后在《共同纲领》基础上，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的新的努力途径”，望以此精神“劝导中国基督教代表人物响应这一主张，以利基督教会的革新。”[34]6月3日，访问团出席了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基督教协进会、上海基督教联合会、上海传道人联谊会等7个团体举办的600余人的欢迎大会，广泛听取了各基督教团体的意见。

6月6日至9日，周恩来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再次提及要帮助宗教界人士“割断同帝国主义的关系”，赞助他们“自己办宗教，自演自唱，不要外国人来传教。”[35]6月25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二次党组会上做总结时，指出基督教和天主教是与政治有联系的宗教，与帝国主义有关系，要慎重处理宗教问题[36]，体现了中共对待宗教的一贯政策。

三、鼎力与配合：政府和教会之间

1950年7月28日，经过八次修改，吴耀宗等40位基督教领袖联名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它包括前言、总的任务、基本方针及具体办法四部分，前言主要陈述了基督教传入中国的百余年历史中，同帝国主义在“在有意无意、有形无形之中发生了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仍会利用基督教来进行破坏；中国教会今后“总的任务”就是彻底拥护《共同纲领》，在政府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基本方针：中国基督教会以最大的努力使教会群众认识到过去被帝国主义利用的事实，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中国基督教会要在短期内实现历史上曾经倡导的“自治、自养、自传”作为基督教革新的目标；具体办法：中国教会要制定具体计划，在短期内实现自力更生；在宗教工作上，注重基督教本质的深刻认识、宗派间的团结、领导人才的培养和教会制度的改进，一般工作上，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各项人民服务工作[37]。

同时还给全国一千多位基督教领袖写信——《发起人致全国同道的信》，征求以其个人名义签名支持《三自宣言》，并号召全国基督徒签名参加。第一批签名于8月底截止，共收到1527个签名[38]。从首批签名人士的背景可知，签名运动的主要支持来自基督教团体及组织，其中男女青年会占20%，全国组织及区域性组织占5%，基督教附属事业，如教育、医疗、出版等占24%，耶稣家庭占25%。

1950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再次在强调新中国在保护信教自由的同时，必须警惕天主教及基督教长期被帝国主义利用，成为“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的事实，说明我国的天主教、基督教一方面是宗教问题，另一方面又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工具的问题。对待宗教，不帮助他们的发展，并反对其中的帝国主义的影响的同时，坚持保护信教自由，扩大爱国主义的影响，使其“由帝国主义的工具变为中国人自己的宗教事业。”要求在基督教及天主教内部，向教徒群众进行揭露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与间谍活动的阴谋的爱国主义宣传。所有活动，“不得采取强迫命令办法，尤其不可由教外的人包办代替。”如果处理不当，“会被帝国主义用来造成外国教徒群众的恶感。”[39]

9月6日，华东局统战部就《三自宣言》签名运动的各方反映汇报至毛泽东。9月8日，毛泽东向周恩来批示道：“此事不宜太急，太硬性，致失去团结较多的人的机会，造成对立，对吴（耀宗）刘（良模）运动开展不利，请设法影响吴刘。”[40]9月15日，周恩来打电报给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及上海市宣传部副部长夏衍，并转告吴耀宗，“先生为发表宣言，推动各方，备极勤劳，至可感佩。此项文件，拟予全部发表，并由《人民日报》为文赞助，以广影响。”[41]

9月23日，《人民日报》头版全文刊登《三自宣言》，以及首批参与签名的1527位基督徒的名单及所属机构，同时发表了《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的社论，强调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都是人民的权力，都应当受到政府的保护。要防止教会被帝国主义侵略所利用，欢迎基督教人士发起的自治、自养、自传运动，肯定它是中国基督教脱离帝国主义影响而走上宗教正轨的爱国运动。9月24日，《大公报》、《文汇报》、《新闻日报》等全文转载了《三自宣言》。中华基督教协进会的《协进月刊》（9卷2期）也进行了全文转载。《天风》周刊特设《三自宣言》专号（总233-234期，1950年9月30日），刊登《三自宣言》和签名名单[42]；吴耀宗撰写《展开基督教革新运动的旗帜》详细叙述了《三自宣言》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正式开始。

9月26日，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及干部互相配合，“定出具体执行计划”，通过基督教进步人士及男女青年会、民教馆、报纸刊物等，扩大《三自宣言》的响应和宣传解释工作，孤立打击反动力量，为割断基督教与帝国主义联系创造充分条件。[43]

10月20日，吴耀宗撰文指出“基督教革新运动是必将发展下去的，因为这个运动是整个中国革命运动的一环。”以及实现自治、自养、自传目标的具体办法；肃清帝国主义在基督教里的力量与影响；消除部分基督教徒对基督教在新中国的前途的顾虑等[44]。21日，毛泽东指示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安排广播全文，并交《人民日报》转载[45]。22日，《人民日报》、《新闻日报》全文转载吴耀宗的文章。《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许多基督徒的文章和有关报道，支持和响应《三自宣言》，反映了中共对“三自革新运动”的进一步支持和引导[46]。

10月18日至25日，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第十四届年会在上海举行，代表和来宾共140多人，主题为“基督的福音与今日的教会”。基督教协进会自20年代成立以来，一直是中国基督教会的唯一全国性组织。会议通过了《三自宣言》，号召全国基督徒踊跃签名；各教会机关团体要以最大决心在五年内完成三自的目标；基督徒以实际行动拥护政府实施土地改革，努力学习新时代知识等[47]；重新选举了协进会执行委员会[48]。会议召开之前的10月9日，华东军政委员会举行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华东军政委员会宣传部长舒同、上海副市长潘汉年、上海统战部副部长周而复、华东宗教事务处处长周力行、统战部干部梅达君，基督教方面有吴耀宗、江长川、涂羽卿、江文汉、刘良模、郑建业等，对即将召开的协进会年会形成了两项决议：协进会执行委员会中的外籍委员不应出席年会；年会应贯彻《三自宣言》。会后，《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都报导了十四届年会的消息，称赞它是完全由中国人主持的会议；是参加宗派最多的会议；表明了新中国基督教徒决心割断与帝国主义的关系[49]。许多基督教领袖也在《天风》上发表文章，表示对过去的错误有了深刻认识，表达了对今后革新运动的新认识和决心。

1950年6月，为了配合新时期基督教适应新局面，在教会内部宣传新形势，青年协会书局[50]出版了系列丛书12册[51]，销路极好，第一天就订出1200册，并一直在教会所办的沟通出版刊物的《出版界》以及《天风》周刊上销售。

1950年9月底，公布了第二批名单，人数增至3268人，较第一批多了1741人。12月7日，增至26727人，12月31日，多达78596人[52]。1951年4月，签名人数增至18万人[53]；1951年4月，增至200195人；1953年9月，增至400222人。

四、变局和终成：抗美反美与彻底脱离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国内外形势陡然改变，矛盾焦点聚集到了美国，对长期以来依靠英美教会的中国基督教会提出了无法回避的新挑战。6月27日，美国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8月24日，周恩来以外交部长身份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控诉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议案。9月15日，美国在仁川登陆。

全国各地立刻进入到反美的宣传和工作中。9月7日，北京宗教界代表人物北京大学教授马坚（伊斯兰）、佛教徒学习主任巨赞、北京佛教居士林理事长周叔迦、佛教居士叶恭绰以及基督教的赵紫宸、江长川、王梓仲等发表宣言，号召各宗教信徒签名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等罪行，宣言发出后三日就有1181人签名[54]。

11月27日，联合国大会讨论“控诉美国侵略中国”案，28日，安理会讨论“控诉武力侵略台湾”案。这时朝鲜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中国人民志愿军也跨过了鸭绿江。在两次会议上，美国驻安理会代表奥斯汀都特别提出美国基督教新教在中国所办的13所大学和许多中小学，是美国对中国人民的“恩赐”和“友谊”[55]；攻击中国教会“忘恩负义”，说中国教会、教会学校、医院的工作人员，没有美国津贴就活不下去。这些言论一经传回国内，全国各地的教会团体及学校都发起了反美爱国大会及游行示威。

11月9日，上海各宗教界代表人物举行集会并发表联合宣言，坚决拥护全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要求[56]。12月13日，北京各教会团体、教会学校和医院、留学生19000余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集会并游行，通过了强烈抗议奥斯汀侮辱中国人民的宣言、致联合国安理会的电文和上毛主席书。12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进一步开展反帝爱国运动》的社论。在以后的一个月间，全国20个城市的教会团体、学校、医院和留学生等700多个机构约20万人，参加了反对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各种活动[57]。12月25日，上海基督教人士举行抗美援朝爱国行动大会，吴耀宗和内务部副部长陈其瑗分别讲话，成立了上海基督教团体抗美援朝委员会，通过了上海基督教抗美援朝爱国运动大会宣言及向毛泽东、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的致敬电[58]。

12月16日，美国宣布对中国实施经济禁运，冻结中国教会的津贴以及公私团体在美国的资财。12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命令管制美国在华财产[59]，其中约大多数为教会财产。这时已至年底，长年来依靠外国津贴、尤其美国津贴的中国基督教会立刻面临巨大困难，进一步开展三自革新运动，割断与美国的联系可能是时局给基督教会留下的唯一选择了。

12月28日，中央要求那些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采取登记和接办的办法，做到与美帝国主义脱离关系。”这是文化战线上一件很巨大的工作，要求在各级各地的工作中，“必须严格注意不反宗教、不排外侨”。[60]12月29日，周恩来主持了政务院第六十五次政务会议，郭沫若副总理指出美国除了政治、经济和武装侵略外，非常注重文化侵略活动，侵略方式就是“通过以巨额款项津贴宗教、教育、文化、医疗、出版、救济等各项事业”[61]，会议提出了四项具体处理方针，涉及宗教团体的办法是接受美国津贴之中国宗教团体，应使之改变为中国教徒完全自办的团体，政府对他们的自立自养自传运动应予以鼓励。当时中国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构及宗教团体，占全部接受外国津贴的同类机构一半左右[62]。会议还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构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和《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条例》等文件，前者号召包括宗教界在内的各方面人员，本爱国精神，为彻底实现“肃清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文化侵略影响而奋斗”[63]，后者则正式确立对宗教团体及其附属事业进行管理的登记制度[64]。周恩来指出过去认为将美国势力从中国清除需要三四年，现在可以提早做到这点。“现在，我们宣布这一命令，对美帝国主义是一个严重打击。”[65]12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肃清美帝在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侵略势力》的社论、政务院的《决定》和郭沫若的《讲话》，表达了我国的正当回应的严肃态度和立场，号召大家拥护政务院的决定，“把美帝国主义在我国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势力加以彻底清除。”“基督教出版会议”上更要求基督教出版业必须割断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必须从新确定今后努力的方向”，“出版物与思想的改造有密切的关系”[66]。于是，一场肃清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的斗争在中国全面展开了。

《决定》一经宣布，各地教会和团体纷纷响应，基督教革新运动面临新局面[67]。1951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实施办法》，以及吴耀宗的《基督教革新运动的新阶段》，公布《三自宣言》签名人数的新增长和欢迎天主教人士对基督教革新运动的响应，还进一步深入地从理论讨论了如何深入开展三自的问题。为了表示与帝国主义断绝关系，燕京神学院院长赵紫宸还辞去了世界基督教会协进会副主席之职，他是唯一当选世界基督教协进会高层职务的中国人[68]。

美国本想利用断绝经济来源迫使中国教会屈服，这个在历史上曾经非常有效的措施手段，在共产党领导的新形势下，成了新社会了解基督教会与帝国主义关系、了解西方教会的最新实例，成了激发中国基督徒民族自尊心和信仰自信心的导火索，成了政府引导和教育基督徒割断脱离的有力武器，致使更多的基督徒积极地投入到“三自革新运动”，加速促成了中国教会脱离西方教会的进程。在三自革新运动开始时，中国教会本来“并不主张马上”断绝与西方教会在经济上和人才上的关系，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需要的。”[69]但美国停止经济来源的举措使中国教会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至少实现自立和自治，“本来需要七八年才断绝与美国的关系，现在只需要两三年了。”

五、控诉运动：通过自我教育的方式进行割断

1951年1月16日至25日，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的高潮中，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会议深刻认识到全国反美爱国运动的普及性与深入性都是历史上所没有的，尤其在工商界、教会、教会学校及团体等与美国有密切联系的机构里，难度更加大[70]。今后工作重点就是要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各种影响连根铲除，特别提到天主教和基督教教会的问题[71]。在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必须动员宗教团体内教徒的力量，将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争取到爱国主义的旗帜下面来”，要把这项工作看成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强调要“保证宗教信仰自由”，“对宗教是不能实行专政的”。三自革新运动的“中心目的是要使教会在政治上、组织上脱离帝国主义的关系”。[72]在具体事务上，决议通过免征城市教会的房产税以帮助基督教渡过难关。具体措施对面临经济困难的基督教会来说，如同一场“及时雨”下在了头上，缩短了政府和教会之间的距离。

4月16日至21日，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在北京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出席会议的全国基督教各宗派、各团体代表共154人，包括了31个基督教宗派和26个基督教团体。郭沫若副总理、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内务部部长谢觉哉、副部长陈其瑗、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秘书长邵荃麟、宗教事务处处长何成湘均出席并发言[73]。会议通过了《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办法》草案[74]，号召全国基督徒，坚决拥护并执行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和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接受外国津贴及外国经营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和宗教团体登记条例》。为了使全国基督徒普遍参加抗美援朝运动和促进三自革新运动的开展，成立了基督教全国性组织——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由25人组成，吴耀宗任主席，标志着基督教革新运动进入新的阶段[75]。

会议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各教会各团体代表联合宣言》，指出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做侵略工具，鼓励基督徒积极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普遍深入开展三自革新运动，彻底割断和帝国主义的联系，使其变成中国教徒完全自办的团体。这次会议是对基督教在新形势下适应和改变影响极大的会议，标志基督教人士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更密切地团结在人民政府的周围，彻底肃清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影响，“要最后地、彻底地、永远地、全部地割断与美国差会及其他差会的一切关系，实现中国基督教的自治、自养、自传”[76]。

《宣言》还鼓励信徒们协助政府检举潜伏在基督教中的反革命分子和败类，坚决揭穿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破坏“三自”的阴谋。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开展基督徒对美帝国主义的控诉运动》的社论，提出控诉运动是基督教徒以亲身经受的美帝迫害中国人民的事实“进行自我教育的运动”，是“深入开展三自革新运动的最重要的方法”，要求基督徒积极参加，保护中国人自己的宗教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利用[77]。4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多篇控诉文章[78]。“三自革新筹委会”将控诉运动比喻为中国基督教的“打扫房子”，是肃清美帝对中国基督教恶毒影响的基本工作，“不搞好这件工作，其他一切都谈不上。”[79]要求各地教会在政府的协助及指导下展开控诉[80]，并具体指导各地教会“去掉思想顾虑”，做好准备工作，如何开展控诉[81]。基督教内部的“控诉运动”由此开展起来，每个基督徒都从自身开始检查，开始控诉，使三自革新运动进一步发展进来了。据不完全统计，仅1951年全国133个城市中，举行了较大规模的控诉会共228次[82]。

六、成果与反思

1953年7月，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抗美援朝取得了伟大的胜利。1953年11月27日至12月16日，习仲勋、陆定一主持召开了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称赞中国基督教与帝国主义主义的联系已经被彻底割断。

基督教外国传教士几已完全出境（解放前统计是1700人，现仅太原尚有外籍女教士一人未处理，广东连县尚有外籍传教士五人均因案扣押准备驱逐），天主教外国传教士（全国解放时计有2229人）现只有300人（其中准备留下的23人，准备驱逐或限令出境的34人，已判刑的17人，在押审讯中的60人，未处理的166人）。基督教的外国“差会”已全部结束。……除秘密津贴外，外国津贴已基本断绝。……基督教变化较小，解放前号称有教徒70万人，现在统计有638000多人，教堂6767所，传教人员约7000人，其中约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为牧师。1953年以来，在江苏、湖南、河南以及四川等地的某些农村，基督教徒还有若干的恢复和发展。[83]  

1954年7月22日至8月6日，基督教第一次全国会议在北京公理会教堂召开，62个教派和团体的232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吴耀宗做了《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四年来的工作报告》，充分肯定了四年来中国基督教徒进行的反帝爱国运动的成绩，中国基督教会在人事、行政、经费等方面，基本上已经割断了与帝国主义的关系，逐步成为中国教徒自己主持的宗教团体。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文件[84]，宣布成立了基督教全国正式机构，并改名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选举了吴耀宗等139人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85]。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完全由中国教徒和教职人员举行和参加的会议，开创了中国基督教历史上的新纪元，标志着中国基督教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要求中国基督教会以后仍要“贯彻自治精神”；“研究教会自养问题，协助教会完成自养”；“研究自传工作，肃清帝国主义毒素，传扬纯正福音”[86]。

作为以传教为主要特征的世界性宗教，基督教几乎从一开始就越出民族的范围进行传教活动，想要使全世界的异教徒皈依基督教的信仰和基督徒的生活方式。19世纪基督教通过武力随着殖民主义势力进入中国是不争的事实，同时也是使中国基督教历史呈现极为复杂特征的重要原因。20世纪20年代，中国基督教史上出现了以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为特征的基督教本色化的神学探讨和实践。1922年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有中国人参加的全国性基督教大会，首次明确提出“自治、自养、自传”[87]；首次提出了本色教会，希望中国教徒努力承担责任，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号”，对抗和回应“非基督教运动”。随之各地的“自立教会”不断涌现[88]，基督教会亦开始与政府合作，努力接近、试图解决社会现实，洗刷自身的“洋教”色彩。而这些20年代末出现的600余处自立教会，因各种原因，停顿、解散、复归外国差会控制，到1935年仅剩下200多处[89]，成为中国教会痛心却也无可奈何的事实。50年代的“三自革新运动”在特殊新形势下，仍以“三自”为号召，着眼强调割断中国教会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强调教会政治面貌的改变，虽遭到个别属灵教派的抵制和拒绝，但对大部分教徒来讲，有一定程度的继承感，因此受到了大部分教徒的拥护和欢迎。截止到1954年6月底，《三自宣言》的签名人数达417389人，占全国基督徒的三分之二[90]。随着1957年“联合礼拜”的开展，中国教会逐渐进入到“后宗派时期”。

50年代初期的“三自革新运动”是中国基督教历史上最为激烈的转折点，是在中共的领导和支持下开展和形成的，成为共产党控制能力上最受争议的问题之一。这场引导和改造基督教会适应新政权的过程，表现了中共在各种纷繁变化时局中，看清各种力量的格局，适时调度，因势力导，应对各种挑战所呈现的非同一般的控制力和领导力。正如中共自己所总结的那样：

为了展开这个运动，我们应采取积极领导而不是消极等待的政策。去年七月基督徒发出的革新宣言，是在中央的直接推动下产生的。去年十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年会，通过拥护革新宣言的决议，是在华东局的积极领导下产生的。……这些经验以及其他一切经验证明：基督教、天主教的任何有效的革新运动，都不可能是教徒的自发运动，而只能在党和人民政府积极领导督促下发生和发展；并且只要我们采取积极政策，主动地找到他们的负责人士来谈话，说明政府的政策，消除他们的顾虑，就一定能够发动他们中间的多数起来实行革新，而一般教徒为了自己的存在和利益，也不能不革新。[91]

政府不出面支持，他们是不敢进行革新运动的，因为他们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92]。

赵晓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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