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的五四运动，将从1915年发端的以宣传民主和科学，倡导改造国民性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推上了一个新的高潮。当时各种介绍西方新思想、新文化，探讨中国社会改造问题的报刊风起云涌，竞相面市。在众多的刊物中，除作为领袖的《新青年》外，以《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晨报》副刊、《国民》、《新潮》、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影响最大。在这些杂志中，对《星期评论》的评价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学术研究中分歧最大。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它被称为“不革命的刊物”，90年代以后又被誉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之一”，前后反差虽不能说是“天壤之别”，但确实是 “大相径庭”。为什么对同一份刊物的评价会有如此大的反差，怎样合理地评价这个由戴季陶、沈玄庐这些在中国现代史上带有强烈的负面色彩的人物创办的五四时期的重要期刊，我们今天来考察这个问题，或许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星期评论》简介

《星期评论》酝酿发起于1919年5月中旬，1919年6月8日在上海正式发刊，按照星期评论编辑部的说法，它“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的产物之一，也可以说是六五运动的产物之一。”[①]刊物的创办人为戴季陶、沈玄庐和孙棣三，主要撰稿人有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罗家伦、蒋梦麟等名噪一时的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为刊物供过稿。该刊接受在孙中山及其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改名为中国国民党）的指导与经济支持，朱执信、胡汉民、廖仲恺等国民党的重要理论人物也有一些言说在上面发表。

《星期评论》的一大特色是研究劳工运动问题，从创刊到停刊，几乎每期都有关于劳工问题的重要文章。文章主要包括三大类：（1）关注劳工运动的发展动态，展望其发展前景，如《上海罢工的将来》、《最近上海的罢工风潮》等。（2）研究和调查中国的劳工状况，如《中国劳动问题的现状——上海的劳动条件如何》、《中国现在社会问题的意义》、《再说劳动调查》等；（3）深入探讨劳动问题产生的原因、特点及解决途径，如《劳动运动的发生及其归趣》、《关于劳动问题的杂感》、《上海的同盟罢工》、《组织工会第一层的注意事项》、《工会组织的方法》等； 1920年5月1日，该刊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推出了“劳动纪念号”。除重视中国的劳工运动问题外，该刊还发表了不少介绍欧美、日本的劳工运动情况的文章，分析了欧战后工人运动的新趋向，如《劳动问题的新趋向》、《英国的劳动运动与三角同盟》、《美国产业界的大恐慌》、《国际劳动会议与日本劳动委员资格问题》、《I.W.W.的沿革》、《I.W.W.概要》、《“萨波达举”的研究》等。

宣传社会主义是该刊的又一项重要内容，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社会主义在上世纪初成为“一时之趋”，在此背景下，星期评论发表了不少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如《怎么样进化？》、《唯物史观的解释》、《国家论》、《国家主义之破产与社会的革命》、《强盗阶级底成立》、《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等。（五四时期社会主义的概念很复杂，既包括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包括无政府主义、各种社会改良主义思潮等。）《星期评论》在向国人介绍各种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同时，对马克思本人也作了宣传、评介，如在1920年1月1日出版的“新年号”上刊载了译文《马克斯传》和《马克思逸话一节》等文章。苏联是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该刊先后发表了《俄国的近况与联合国的对俄政策》、《劳农政府治下的俄国》、《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的真意义》、《为什么要赞同俄国劳农政府的通告？》等文章，对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做了比较客观的介绍，并主张对苏俄友好。

妇女解放是五四时期的热门话题，《星期评论》曾对此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该刊曾开辟专题《女子解放从那里做起？》，引来了多方的积极参与。此外，该刊还对当时中国青年改造社会的实践——工读互助团的动向给予了密切的关注。

总之，《星期评论》问世后，以其紧贴时事的内容，辛辣活泼的文字，丰富多样的栏目，相对低廉的发行价格以及灵活多样的发行方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许多进步团体将《星评》列为向广大青年推荐的杂志之一。武昌利群书社、北京、天津中华书局、杭州教育潮社、长沙体育周刊社等均为之推销。”[②]青年学生争相购买、订阅，“浙江第一师范有400多名学生，就订阅了《星期评论》400多份，”[③]时人把它与北方的《每周评论》并提，誉为“舆论界中最亮的两颗明星”。[④]

1920年6月，因北洋政府多方阻扰该刊的发行，致使《星期评论》只能“像山一样的堆在社里……除上海一个地方以外，便失去了效力。”[⑤]6月6日，《星期评论》不得不自动宣布停刊。

 二、否定的声音：“不是一个革命的刊物”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专门研究《星期评论》的文章很少，比较详细介绍该刊的是署名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写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该书初版于1959年，1978—1979年重印，对学术界的影响很大，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志》等比较权威的工具书对《星期评论》的介绍，大体上仍沿用该书的观点。《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对《星期评论》的内容也有一些客观的介绍，但总体评价不高，与共享“舆论界中最亮的两颗明星”之名的《每周评论》相比较，相差甚远，称其为“不是一个革命的刊物”，整个介绍有着比较明显的否定色彩。为什么把《星期评论》定位为“不一个革命的刊物”呢？综观整篇介绍，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刊物主编的身份。该刊的两个主编戴季陶与沈玄庐，“都是后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国民党右派，特别是戴季陶竟成为蒋介石国民党迫害共产党的直接帮凶”，“他们二人在任何时候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⑥]

第二，办刊的目的。“‘星期评论’的特点则是从预防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出发来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和劳动问题，明显地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 “他们千方百计地把自己打扮成工人运动的同情者与支持者和工人利益的代言人，企图骗取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的信任，以便夺取对民主革命和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把工人运动限制在不致根本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按照资产阶级的利益与愿望发展。”[⑦]

第三，内容的解读。“就世界观和历史观说，他们都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他们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他们所常用的社会主义的词句只不过是为了便于欺骗群众而披上的美丽外衣而已。”他们“用精神的原因来解释社会变革”，“宣扬所谓中国人传统的阶级平等、互助、仁爱思想来抵制阶级斗争学说”，“故意夸大所谓中国的民族特点，叫中国人选择适合于自己的独特的道路，也就是不要按照马克思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自己的国家”。“‘星期评论’上所发表的对内对外的政治与经济主张，表明它所反映的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与幻想”。“戴季陶的打算，就是想对工人灌输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工人，使他们成为资本家的顺从的奴仆”。“‘星期评论’对待劳动问题的态度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⑧]

第四，停刊的原因。《星期评论》并没有遭到反动当局的封禁，戴季陶等人“明明知道一九二O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酝酿时期，迫切需要革命的宣传，却突然以‘本社言论受无形禁止’为借口，”[⑨]宣布刊行中止。

三、肯定的声音：“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之一”

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术界对《星期评论》的研究有所增多，评价也趋于肯定。1990年田子渝、陈绍康在《文史哲》第3期发表《<星期评论>新论》一文，打破建国以来对《星期评论》的低调，称颂其为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之一”，1991年李占才在《民国档案》第2期发表《五四时期的<星期评论>》一文，称颂该刊在后期“主旋律是宣传介绍科学社会主义鼓吹十月革命道路”，1999年，韩善部在《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发表《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阵地——评<星期评论>》一文，称颂《星期评论》高举反帝反封建旗帜，广泛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动了知识分子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是“五四时期宣传社会主义的阵地”。与《五四时期的期刊介绍》的基本否定相比，几乎是180度大转弯。

肯定《星期评论》的声音指出：该刊在宣扬新思潮，特别是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一，它高举反帝反封建旗帜，支持学运、工运，提倡妇女解放，主张从旧的经济基础上寻找社会弊端的根源，从制度革新上寻求解决社会黑暗的办法，“把人们的认识水平提高到一个新阶段，即从反对某一个军阀到彻底铲除造成军阀的政治制度；从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到反对世界上一切帝国主义。这一认识反映了当时我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说明中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之初，就力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⑩]。其二，它“是五四运动以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最有力的刊物之一”。“主张研究问题必须先研究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研究中国问题的指南针”[11]，宣传了唯物史观、人民群众主体地位、阶级斗争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等马克思主义学说。《星期评论》编辑部最早约请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有力促成了《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刊行。其三，它关注劳工运动，自觉挑起了“将科学社会主义灌输到工人中去，使无产阶级实现从‘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的历史重担，努力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号召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团结起来。[12]其四，它辩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把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升华到了历史新高度”[13]。

在肯定《星期评论》的历史功绩的同时，学者们对该刊的三位主要撰稿人——戴季陶、沈玄庐和李汉俊在马克思主义宣传和中国共产党创建工作中积极作用也做了高度的评价。其中，对李汉俊的评价又远高于戴季陶和沈玄庐。

 四、今天我们应该重视的几个问题

为什么对同一份刊物的评价会走向两个截然不同的端点？甚至对同一段文字的解读也会得出不同甚或相反的结论？笔者认为，主要的原因是时代背景。《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一书的编写是上一世纪50年代，当时的学术领域，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占主导地位，论人物就是正面、反面，论刊物就是革命或不革命，论事件就是对和错，把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简单化、绝对化，形成好的一切都好，坏的一切都坏结论，好人必然作好事，坏人必然和坏事相联系的思维模式，《星期评论》的三位主要撰稿人，两个（戴季陶、沈玄庐）后来是国民党右派，一个（李汉俊）在1922年脱党，这样，从人物的阶级和政治立场来反观其办刊的宗旨和目的，进而以挑剔眼光或带着变色眼镜看待他们的文章内容，自然得不出正面的评价，他们在办刊时的一些积极性贡献被说成是在当时的形势下为了推销他们的改良主义主张的一种伪装，他们的文章和言论中的缺点被人为放大。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在学术中的相对淡出，研究者们重视刊物的内容，不再十分关心刊物的创办者和撰稿人的身份，自然就会得出了比较积极的、与过去相差很大的结论。

在充分肯定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星期评论》所作的积极的评价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过去对《星期评论》的评价无论是肯定的也好，否定的也罢，都集中在人物的进步性、动机的革命性以及内容的正确性（是否宣传了马克思主义、肯定苏俄和十月革命等）这三个焦点上，这固然有相当的道理，却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第一，应不应该用革命与否来评价《星期评论》。一般而言，报刊可以分为大众性的和学术性的。《星期评论》显然是大众性的期刊。对一个公开发行的大众性政治期刊，一般而言，只能论其进步与否，不能以革命与否来作为评价的标准。因为革命的要求是以暴力推翻现行的政府及其政治制度，一个公开的刊物如果直接宣传这种主张，对刊物的创办者来说是要以生命和自由为代价的，对刊物而言则随时面临的是被查封的命运。所以，严格地讲，五四时期的绝大多数刊物，如《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国民》、《新潮》等都只能定义为进步期刊，而不能定义为革命期刊。《星期评论》不属于革命的刊物，这不是它的缺点。

第二，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刊物的进步与否。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大部分研究文章肯定《星期评论》主要是因为它宣传马克思主义，颂扬苏俄和十月革命，关注劳工运动，而50年代《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否定该刊，是因为它宣传的社会主义很庞杂，不少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颂扬十月革命但又怕中国走上十月革命的道路。很显然，双方都是用的一个标准：对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如工人运动、无产阶级专政等的态度。这就必然要引入一个讨论的问题：能不能用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态度作为衡量一个大众刊物进步与否的标准。所谓进步，一是要求改变现状，二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具体到近代中国，凡是有助于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况，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人民的自由幸福的思想和思潮都是进步。依此，我们认为，在五四时期，宣传马克思主义，颂扬十月革命的固然是进步的刊物，宣传各种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思潮也带有进步性。恩格斯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因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14]显然作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合力，应该而且必然有程度上的差异和方向上的不同，只要不是反向的，都应该得到肯定。五四时期，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世界主义、民粹主义等等各种西方思潮大量涌入中国，形成一股合力，冲垮了中国封建文化的万里长城，他们相互辩论、激荡，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进一步的社会变革创造了条件。倘若不是一股巨大的合力，单凭某一种思想或思潮，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是难以想象的。因此，我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一些研究者在正面肯定《星期评论》的同时，又批评该刊初期“鼓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持排斥态度。”[15]“当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的时候，再鼓吹不合中国国情的旧三民主义，无疑是逆潮流的”[16]，这些观点还有进一步商榷的余地。

第三，研究的态度是否可取。在《星期评论》的研究中备受批评的就是戴季陶的一段《访孙先生的谈话》[17]，在谈话中，对于孙中山的提问：“你是想要直接去指导他们呢？还是站在研究的批评的地位，做社会思想上的指导工夫呢？”戴季陶回答说，自己创办《星期评论》的意图 “还是属于后者，因为我对于这个问题，现在知识还狠浅薄。所以打算努力做研究的工夫，拿我的研究所得，发表出来，供他们各方面的人的参考资料。” 戴季陶认为“无组织无教育无训练又没有准备的罢工不但是一个极大的危险，而且于工人本身也是不利的。” 如果那些做煽动功夫的人，“拿了一知半解系统不清的社会共产主义的人传布在无知识的兵士和工人里面……，发生动乱来，真是一塌糊涂，没有办法了。”从上引的这些话可以看出，戴季陶等人办《星期评论》固然带有宣传社会主义的色彩，但重点显然落在“研究”上，对于劳工运动，他们并不打算简单的支持，而是在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系统的理论加以引导，防止产生“动乱”、“过激”等流弊。没有科学的理论，就没有科学的实践。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18]，对这些众多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思潮，做一番细致的研究，寻找最合适中国、最能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是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的共同行为，尽管他们最终的选择并不相同，但出发点是相当一致的，就此而言，戴季陶等人把《星期评论》的主旨定位在研究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上，并无大错。值得指出的还有，研究的态度事实上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它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反对愚昧，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是一致的。

第四，如何看待该刊的不足。研究历史是从今天看过去，故能洞若观火，但对创造历史的当事人来说，就不可能这样幸运，他们面对的是未知的未来，他们不是先知，故只能不断探索。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不断试错，不断校正。所以，对于他们的不足，一定要有宽容的态度。《星期评论》“在宣传社会主义思潮时，仍残留不少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思潮作严格的区别”，“在宣传唯物史观的同时，又揉杂着‘互助论’的思想”， “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19]，这是时代的局限性，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初期无法避免的问题，是当时在中国传播新思潮的刊物，包括领袖刊物《新青年》在内共有的不足。因此，以此来贬低《星期评论》显然是不公正的。至于批评《星期评论》“还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20]，这更是苛求于人，苛求于历史。因为当时整个中国还处于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阶段，还没有人能过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妥善地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才在列宁的帮助下初步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的首次结合，但就是这时候，恐怕也还不能说中国共产党已经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了。

第五，戴季陶等人创办《星期评论》企图抵制布尔什维克主义吗？在对《星期评论》的否定中，戴季陶的《对付“布尔色维克”方法》一文被多次征引，说他“害怕的并不是什么‘兵匪’，而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21]，企图“抵制‘布尔色维主义’在中国的传播”[22]。其实，如果我们认真阅读该文，体味它真实含义，就不难发现，戴季陶所反对的，并不是“布尔色维克”主义，而是导致“布尔色维克”主义发生的极端恶劣的政治社会环境。戴季陶说：“‘布尔色维克’最怕的是平等幸福，最不怕的是专制，……他是由社会上政治上种种不平等不自然的恶制度恶习惯激动出来的。”因此，对付它的方法，“就是要除去政治上社会上种种不合理是（的）压力，不合理的组织。”只要能真正实现民主，保障人民自由、安全的生活，过激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就不会有产生的土壤。很显然，这些话并不是为了阻止布尔什维克主义，而是告诫当时的北洋政府，如果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得不到改变，得不到进步，要阻止布尔什维克主义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类似的言论，在当时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中也有提到过。

当然，应该承认，戴季陶等人此时心中的理想仍是建立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没有要仿效苏俄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意思，但对当时的中国而言，要求建立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的一种否定，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从1922年到1926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把建立一个真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的。[23]

（作者杨宏雨为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教授，肖妮为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