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历史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随着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拨乱反正任务的逐步完成，中共党史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阶段。此时，中共党史学理论与党史史学史的研究日益引起了党史学界的重视，并取得了初步的成就，丰富了中共党史学理论、党史史学史研究的内容。

一、中共党史学理论、党史史学史研究概述

中共党史学理论、党史史学史研究课题的提出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确立，中共党史研究也逐步步入科学的轨道。1983年，在广州拟定高等院校中共党史教学大纲时，张静如、何沁、郑德荣、、沙健孙等学者讨论了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由此开启了中共党史学理论、党史史学史研究的先河。

1986年9月，《党史研究》编辑部在北京召开了首次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党史史学史研究的学术讨论会，就中共党史学科性质、学科体系、研究对象和内容、理论与方法等进行了的探讨。接着，《党史研究》编辑部又连续于1987年4月、6月召开二次座谈会，探讨了党史学理论、党史史学史研究的问题。1987年10月,《党史研究》编辑部和北京师大马列研究所还召开了关于中共党史的性质及其研究现状和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学术讨论会。1988年10月，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北京党史学会、《求是》杂志社、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北京师大马列研究所和《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又在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召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的影响”座谈会，提出中共党史学理论研究应当与党史学史研究相结合，从历史的角度和理论的角度深刻地总结中共党史研究、教学的经验教训，并且把这种历史的总结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揭示中共党史研究、教学所存在的弊端的深层次背景。

1991年8月，北京党史学会、《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邀请在京的从事中共党史研究与教学的专家、学者、理论工作者、史学史研究专家30余人，举行学术座谈会，就如何加强中共党史学理论、党史史学史研究等问题再次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此后几年间，《中共党史研究》、《北京党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教学与研究》等杂志编辑部就中共党史学理论和党史史学史问题还召开过几次座谈会，研讨了党史学理论、党史史学史的有关课题。

进入21世纪，中共党史学理论、党史史学史研究的探讨仍不断进行。2001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在北京召开了“面向新世纪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座谈会，2002年4月，全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等部门联合在福建省委党校召开了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等，从而将党史学理论、党史史学史研究推向一个更新的层次。

就研究的成果来说，近30年来，出版了20多部论著，如：张静如、唐曼珍主编《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王仲清主编《中共党史学概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周一平著《中共党史研究七十年》（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翟作君等主编《中共党史史学史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唐曼珍著《毛泽东与中共党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周一平著《毛泽东生平研究七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叶卫平著《西方“毛泽东学”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张静如著《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周一平著《毛泽东思想研究史稿》（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侯且岸著《毛泽东研究史论》（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邓小平论中共党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曹军著《中共党史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版)、《龚育之论中共党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王炳林著《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卢耸岗主编《党史研究概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周一平著《中共党史史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和《中共党史文献学》(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党史理论纵横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等、周一平著《邓小平生平研究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版）、张静如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等。

论文大约有50多篇，有代表性的如：马齐彬《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1980年第1期)、王京生《中共党史学史概说》（《党史研究》1987年第1期）、王朝美《略论中共党史理论和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史研究》1987年第5期)；张静如的多篇论文《党史学科建设断想》(《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中共党史学诠释》（北京党史研究1997年第3期）、《二十世纪与中共党史学》(《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共党史学》（《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科学发展观与中共历史研究》（《新视野》2005年第2期）等；郭德宏的几篇论文《正确处理党史研究中党性和科学性的关系问题》(《理论战线》1981年第12期)、《关于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几点思考和建议》(《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4期)、《中共党史学的性质、体系、理论与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新进展》(《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2期)；周一平的论文《中共党史研究批评刍议》（《党史研究与教学》1990年第6期）、《关于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与教学》1992年第4期）、《再谈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2期）、《三谈关于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5期）、《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失范、违法现象应尽快杜绝》（《学术界》2006年第4期）等。其他有：王学勤《中共党史学史研究笔谈》(《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4期)、张世飞《也论中共历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6期）、郭若平《意义再生产：中共历史研究的批判话语》（《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2期）、何云峰《也谈中共历史研究的范式》（《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4期）、沈传亮《学科建设视野下中共历史研究的学术化分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1期）、宋俭等《关于中共党史学学科建设问题的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3期）等。

二、中共党史学理论研究涉及的主要问题   

(一)中共党史学性质的研究

近30年来，出现过三种观点：政治理论学科、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历史科学相结合的学科。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共党史学是一门马列主义理论实践学科，应归属政治理论学科范畴”[1]。张静如等人认为，凡研究和阐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纵向学科，不管它是整体的、断代的或是分类的，都应归属历史科学。党史学是近代历史时限之内的一部专史，其性质自然应该为历史科学[2]。马齐彬等人认为，中共党史学是一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历史科学相结合的学科[3]。桑咸之认为，按现在学科的划分，党史属政治类，是一门政治理论课，但又有它的特点，即是一门历史专史，是专门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4]，这种观点实与马齐彬等人观点一致。近期，宋俭等认为，从学科门类的科学划分来说,目前的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学科实际上是分属于历史学与政治学两个不同的一级学科,因而也是分属于历史学与法学两个不同的学科门类的[5]。但应该承认，对党史学性质看法，目前虽仍有不同, 而历史科学的认识已被党史界多数人所接受，正如有人所言:“从学科性质上把中共党史定位于历史学科,正是中共党史研究趋于成熟、形成规范、走向理性的表现”。[6]

（二）中共党史学对象、范围或内容的研究 

党史学研究的对象，出现过几种表述。有人认为，应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作为党史的研究对象[7]。张天荣引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对象，进行客观地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8]。后来，党史学界的表述大都由此而来。张静如指出，毛泽东在上文中有关党史研究对象的论述决定着党史研究的内容，即党自身的发展和领导人民进行革命与建设[9]。以后又进一步表述为，中国共产党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奋斗的历史、发展全过程[10]。近来，还有人从文化的角度提出中共党史学的研究对象为，在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以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嬗变为背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过程[11]。研究的范围或内容也被关注。胡乔木等主张党史研究对象应有一定的范围[12]。李向前明确提出，党史研究的对象,不应超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党的决策过程和它的机制，以及党在相应问题上思想活动的范围[13]。一些学者认为，党史研究内容比较具体、丰富；变动较快；被包含在研究对象之中。至于具体的表述，有多种概括，这里不再一一叙述。

（三）中共党史学特点的研究

过去，学者强调党史学具有党性、革命性和现实性特点的较多，如王仲清认为，党史同当前政治联系较为密切，易受政治影响；对现实借鉴作用更直接；对掌握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更生动、形象[14]。近来，有更多的学者开始强调党史学的历史性和科学性，认为中共党史在研究中虽然要注意它的政治性、现实性、理论性等等特性,但它本质上是一种历史性的研究,科学性才是它的生命。离开了科学性,其他特性都无从谈起。现实中的党史研究就出现了分野，以致于有官方的中共党史、学者的中共党史和民间的中共党史之说。当然，这是由对于中共党史学特点认识的不同造成的，目前仍无法回避和摆脱。

（四）中共党史学研究方法的研究

近30年来，学界对党史学研究的各种方法进行了探讨，既涉及方法论（基本方法），也涉及各种具体方法。邓小平曾强调，对党的历史问题要坚持“宜粗不宜细”的研究原则，实事求是的对待党史研究。胡乔木也提倡对历史采取分析的态度。胡绳认为历史研究工作者不学会适用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进行认真的科学的历史研究工作等等，这等于以上所说的方法论。郭德宏认为，党史研究除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研究党史，同时要大胆借鉴和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如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口述史学、即时史学、社会史学、心理史学、文化史学、政治学、领导科学、长时段研究方法[15]。谢荫明提出，党史研究要吸收和借鉴中国传统治史的理论和方法，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方法，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运用，历史计量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16]。高树森等在提出党史学方法论研究任务时，也提出了历史比较法、数量分析法、逆向考察法、科学假说法、系统分析法、心理考察法等方法，并提出具体方法主要受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规定和制约[17]。以上所提各种方法也即上文所说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除上述学者外，还有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论述了党史学研究的方法。这里也不能一一叙述。

（五）深化和拓展中共党史学研究问题

近30年来，学界也在关注深化和拓展中共党史学研究的问题。近前20年，不少学者从加强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注意对中共党史人物的研究；开展对中国共产党国情认识史的研究；注意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思潮等多方面、多层次研究；以社会史为基础和现代化意识等方面探讨了深化和拓展中共党史学研究问题。

近10年来，学界又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思路。张静如等提出了创新与中共党史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共党史学、科学发展观与中共党史研究问题。他们认为，“中共党史研究工作者应该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只有这样，中共党史学科才能发展，才能前进” [18]。“‘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中共党史学明确了研究的主线和新的重点，扩大了研究课题的范围”[19]。“科学发展观不仅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社会为什么要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而且对文化建设、学科发展等方面都赋有指导意义”[20]。沈传亮提出了建设性后现代观念与中共历史研究。他认为，“建设性后现代观念主张的创造性，方法、视角、思维的多元，重视非主流、边缘对于转变中共党史研究目前缺乏创造性、方法单一、叙事视角单一、忽视边缘、专注主流的现象，无疑能起到推动作用”[21]。何云峰、沈传亮、苑晓杰等从研究范式的多角度转换探讨了其对党史学研究的促进作用。侯且岸提出，应该加强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历史文化取向。他认为，“在中共党史学理论研究的各个领域中，厘清中共党史与文化的理路,揭示中共党史研究对象的文化内涵,阐明中共党史与先进文化的关系，无疑将拓宽研究视角,扩大研究领域,促进研究工作的深入[22]。周一平、郭化若等从党史研究理论批评的视角开始关注同样的问题。周一平认为，党史研究中的批评是党史研究发展的动力，通过对党史研究的批评，探讨党史研究的规律、方法，评定党史研究中的是非得失，然后反过来指导、调整党史的研究，使党史研究健康、全面迅速地向前发展[23]。郭若平则强调了党史批评是对党史研究话语的再生产[24]。

（六）中共党史学科理论体系研究

近30年来，学界对党史学科理论体系或研究体系也进行了探讨。王仲清主编的《中共党史学概论》，依次论述了中共党史的性质、特点、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理论和方法、史学批评、地方党史研究、党史工作者的素养等问题。林强等从党史本体论、党史认识论、党史方法论几方面对党史学科理论体系进行了论述。他们认为，中共党史学的理论体系,主要由党史本体论、党史认识论、党史方法论三部分组成。所谓党史本体论,指的是对于党的历史过程本身的性质和特点的认识,其核心是社会历史观,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所谓党史认识论,指的是对党史研究的特点和功能、主体和客体、主观性和客观性、阶级性和科学性、相对性和绝对性等问题的认识。所谓党史方法论,指的是关于党史研究方法的理论。党史本体论是党史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是最高层次的理论,党史认识论和党史方法论则是它的基础,三者构成了“三足鼎立式”的立体结构[25]。林强把党史学理论的总体结构,划分为最高、基础、反映三个层次，认为，最高层次就是中共党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属历史哲学；反映层次指的是全国党史、地方党史、专门史,是反映历史过程、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的；基础层次是指党史史料,包括文献资料、革命文物、回忆录等[26]。张静如认为，中共党史学的研究体系,基本内容则与历史是一致的,但又有自己的特点,大致包括通史类、断代史类、专史类、地区史类、行业史类、人物志类、研究性回忆类、基础理论类八大类[27]。曹军认为,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包括导师论、对象论、范畴论、价值论、原则论、方法论、素养论、历史论、教学论、现状论等八个方面[28]。

三、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涉及的主要问题

(一)学科名称问题

党史史学史的研究著作及论文在学科名称使用方面尚不统一，主要分为两种。一种为中共党史学史，可见于张静如等主编《中共党史学史》、王仲清主编《中共党史学概论》、王京生《中共党史学史概说》、王学勤《中共党史学史研究笔谈》、郭德宏《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的若干问题》、张世飞《也论中共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等专著和论文中。一种为中共党史史学史，可见于周一平等的论著和有关论文中。周一平认为“中共党史学史”的名称容易使人发生误解，即它是“中共党史学”的发展史，还是“中共党史研究史”，并不十分清楚。“中共党史学”一般来说是概论性质的学科，“中共党史学史”可以理解为“中共党史学概论”的研究史，而这和“中共党史研究史”是不同的学科。为了十分准确、清楚表达“中共党史研究史”的学科内涵，应以“中共党史史学史”的名称为好[29]。

（二）学科研究对象、内容

党史史学史的研究著作及论文在学科研究对象、内容，尤其是后者的表述上也不一致。张静如等认为，中共党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应包括与党史学发生和发展过程有关的一切方面[30]。具体内容包括党史的史家、史著、党史史料、党史文学、政治斗争、党史研究、政治家、论文等。郭德宏认为，党史学史研究的对象是中共党史学产生、发展的历史，内容包括各个时期的发展脉络、代表人物、理论观点、重要著作、史学流派等等[31]。周一平认为，党史史学史的研究对象，抽象的说是“中共党史研究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其规律，”具体地说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史家、史著”，史学团体、机构、流派，史学思潮，史学思想、史学理论、史学方法等[32]。同时，他又提出六方面问题：一是史料学的研究对象不能与史学史研究对象混淆；二是文学史研究对象不能与史学史研究对象混淆；三是政治斗争和史学斗争应区别开来；四是党史研究和党史史学史研究应区别开来；五是政治家与史学家应区别开来；六是论文和专著应区别开来；七是史学思想、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应作为史学史研究对象。

（三）学科研究性质、特点

学界多数学者都认为，党史学史是党史学中理论类学科，与党史学科的性质、特点相适应。但在具体表述上也有所不同。张静如认为，指导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但是在实际进行研究中，需要一种中介理论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共党史研究实际结合起来。帮助研究中如何掌握和应用史料的史料学和总结研究的经验教训以提高研究水平的史学史，都是中共党史研究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理论组成部分[33]。张树军认为，中共党史学史属于党史研究的基础性建设，即中共党史学的基本理论。在这个研究领域，《中共党史学史》《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等著作，构建了中共党史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和基本理论体系，回答了中共党史学的性质、结构、内容、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为我们进行党史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从而推动了整个党史学科的建设[34]。周一平认为，中共党史史学史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专业基础理论学科。如果中共党史学概论是中共党史学科体系中第一位重要的学科，那么中共党史史学史是仅次于中共党史学概论的中共党史学科体系中第二位重要的学科[35]。

（四）学科研究的目的、任务、作用、意义

学界多数学者对之也进行了探讨。1991年8月，北京党史学会、《中共党史通讯》编辑部召开了如何加强中共党史学研究的会议。会上，与会者认为，党史学史研究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研究的实践来看，随着科学研究范围的扩大，研究者总是需要了解研究课题的过去和现状。从完善中共党史学体系来看，则需要在加强党史学理论、党史学史、党史史料学和党史编纂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党史学研究。从研究的作用来看，加强党史学史研究，有助于总结党史研究的经验教训，认识党的历史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36]。周一平认为党史史学史研究的目的、任务、作用、意义主要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实事求是地研究、分析中共党史研究的产生、发展，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探讨其中的发展规律和方向，以指导和推动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推动中共党史学科的建设[37]。

（五）学科分期问题

学界关于中共党史学史学科分期也有不同的意见。一是分期的上限问题。张静如等把中共党史研究的产生，即党史学史分期的上限定于1924年，将1924年1月获得通过的陈公博的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作为第一篇党史研究的文字[38]。周一平认为，中共产生以后，中共党史的研究也随之而产生。第一篇中共党史研究的文字，应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保存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载于《党史研究》1980年第1期）。当然是否还有比这篇文字更早的研究中共党史的文字，有待于挖掘、发现[39]。二是分期的名称和阶段问题。张静如等把党史学史，即党史研究发展史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期间又分为“萌生”（1924～1935）、“初建”（1935～1949）、“成型”（1950～1965）、“挫折”（1966～1976）、“复兴”（1977～）五个时期[40]。周一平把党史学史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1949）、社会主义探索时期（1949～1978）、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 ），期间分为“初建期”（ 1921～1949）、“走向成熟期”（1949～1966）、“挫折期”（ 1966～1978）、“成熟期”（1978～ ）[41]

四、中共党史学理论、党史史学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出路

30年来，中共党史学理论和党史史学史研究的成绩是显见的，但从党史学理论和党史史学史发展的整体水平来看，研究仍处在起步阶段，有待完善、提高。

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党史学理论、党史史学史研究尚停留在提倡阶段，缺乏系统性

就党史学理论研究来说，目前学界提出的建构体系，可谓各式各样，五花八门，实难让人有一种系统性的感觉，而学界也没能提出一种大家都能大致接受的结论，相比于历史学的其他学科，党史学理论的研究显然十分滞后。就党史史学史研究来看，多年的研究也比较偏重于党史史著、史家的研究，至于史学团体、机构、流派，史学思潮等的探讨则寥寥无几，党史史学史中历史哲学、历史编纂学等的思考与概括更难见到。

（二）党史学理论、党史史学史研究重视不够

尽管数十年前，已有人著文提出了党史学理论、党史学史的研究课题，并举行了学术座谈会，就如何加强党史学理论、党史史学史研究展开了讨论，但这一研究仍未引起多数党史工作者的重视。一方面，囿于基础理论性学科研究的难于进行，研究党史学理论、党史史学史的学者很少。另一方面，学界多数人又没有受过史学理论、史学史专业研究的训练，对研究党史学理论、党史史学史有畏难情绪，这就限制了更多的人来从事党史学理论、党史史学史的研究。

（三）党史学理论、党史史学史研究失范、违法现象严重

在中共党史研究，包括党史学理论、党史史学史研究中的不正之风,即失范现象以至违法现象是较严重的。主要表现为：不遵守学术规范,不作一学术史的叙述,引用资料不注明出处,不注明参考资料,重复劳动,甚至抄袭、篡改史料等[42]。除此之外，研究中也存在论断主观、评述不当的现象，如《中共党史学史》认为，中共党史早期著作都是“没有抄袭、很少有套话”，“很少有雷同之处的‘独断之学’”[43]。《中共党史研究七十年》以广州起义的七个小节标题为例，论述华岗《中国大革命史》结构体系，誉之“简直滴水不漏”[44]等等，这种评述有失公允。

研究的主要出路：

（一）要高度重视党史学理论、党史史学史的研究

中共党史学理论、党史史学史的研究并不是说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30年来，确实有一批党史学者在此领域中辛勤耕耘，并取得一大批研究的成果。问题是党史学理论、党史史学史的研究也确实不如中共党史其他方面或历史学其他学科的研究那样颇受人关注。齐卫平认为，“中共党史学科建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确实取得了很多的成就,学术研究无论是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明显的进步。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情况下,作为一个传统的基础学科,中共党史学科建设面临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和被边缘化的危险”[45]。故此，中共党史研究要进步、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党史学科建设，换言之，就是重视党史学理论、党史史学史的研究。

（二）完善党史学理论、党史史学史研究体系，加速辅助性研究学科的建设

王学勤认为，现有的党史学理论、党史学史著作，由于条块分割严重，显得支离破碎，与党史学理论、党史学史的有机构造要求相距甚远。或重新修订，或另起炉灶，但不管怎样，都首先必须参照传统史学史的模式，制定出党史学理论、党史学史的研究体系[46]。周一平认为，要及早在党史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注释学、编纂学等相关的辅助性门类方面实行配套性综合研究，拓宽党史史学史的研究路子，使党史史学史在向纵深发展的同时，不断地得到来自相关方面的研究成果的补充和营养，保证党史学科建设的完整性[47]。事实证明，党史学理论、党史史学史研究体系的完善以及辅助性研究学科的建设的确是深入推进党史学理论、党史史学史研究进步的主要途径。

（三）重视党史学理论、党史史学史研究中的评论和批评工作。

张静如等指出，“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入依赖于党史学理论和党史学史研究的加强。要真正搞清楚这门学科的来龙去脉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开展评论。评论工作做得好，必定会促进研究工作”[48]。周一平认为，“中共党史研究在一段时间里有些什么成绩和进步，存在哪些缺点和不足之处，需要经常给以评论，以推进中共党史研究的健康发展。批评的任务就是把中共党史研究的经验教训提炼出来，上升到理性，用以指导史学研究实践”[49]。郭若平等其他学者也都对党史学理论、党史史学史研究中的评论和批评工作进行了论述，而党史研究的实践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都说明中共党史和党史史学史研究中的批评是中共党史研究发展的动力。

（作者于文善为安徽阜阳师范学院副教授，作者周一平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