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以来，关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从总体上来讲没有1985－1995这十年进展大，但在一些领域还是取得不少新的进展。如果说从1986－1995那十年是借着思想解放的东风，抗日战争史研究突飞猛进的话，那么这十年则是在某些领域继续深入，有些成果更加扎实。因为对各个领域研究的新进展都有专文评述，所以下面只对一些总体性问题研究的新进展作个简单的介绍。

          一 、研究概况   

近十年来，继续出版了大量的关于抗日战争史的著作，发表了大量的论文。据对国家图书馆的检索，1996年至2005年8月出版的标题中含有“抗日战争”字样的图书共237种，有的博士、硕士研究生还写了这方面的论文，如标题中含有“抗日战争”字样的论文有22种，含有“抗战”字样的论文有48种，含有“日军”字样的论文有43种。据对中国期刊网的检索，1995年至2005年8月发表的标题中含有“抗日战争”字样的文章有647篇，含有“抗战”字样的文章有2362篇，含有“抗日”字样的论文有1864篇，含有“日军”字样的文章有556篇，合计达到5429篇。据对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网的检索，1995年至2005年8月发表的标题中含有“抗日战争”字样的文章有148篇，含有“抗战”字样的文章有256篇，含有“抗日”字样的论文有229篇，含有“日军”字样的文章有21篇，合计654篇。这些年研究的新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出版了一些全面系统反映抗日战争的专门史和大型研究丛书。全面系统地论述抗日战争史的著作有刘大年、白介夫主编的《中国复兴纽：抗日战争的八年》[1]，张宪文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2]，萧一平、郭德宏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全史》（三卷本）[3]等。大型丛书有王桧林主编的《抗日战争史丛书》续编23种；[4]纪念卢沟桥事变六十周年丛书8种，[5]普及读物《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41册[6] 等。在一些丛书或多卷本的书中，也有抗日战争史的专卷，例如李新、陈铁健主编的《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第6－8卷，即李义彬、李良志、李隆基等主编的《从内战到抗战》、《全民抗战气壮山河》、《坚持抗战苦撑待变》、《同盟抗战赢得胜利》[7]；丁守和主编的《20世纪的中国》中黄道炫等写的《民族存亡的搏斗》[8]；沙健孙主编的《中国共产党通史》中的《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9]等。

在以上著作中，影响比较大的是张宪文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有的学者认为它始终紧紧围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这个主题，强调民族战争、全民抗战,肯定两个战场的作用，客观而又详尽地展现了在14年抗战中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各行各业的人民为了抗日救亡所进行的英勇悲壮的斗争，特别是军事斗争，所作出的巨大牺牲与伟大贡献，而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抗日战争史的巨著。[10]有的学者认为它论述全面完整，论证实事求是，评价客观公允，充分占有资料，是一部全面系统客观科学的抗战史著作。[11]

其次，继续出版了一些资料集和工具书。资料集有季啸风、沈友益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即“末次档案”100册，[12]章伯锋、庄建平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十三《抗日战争》7卷11册，[13]强重华编著的《抗日战争时期重要资料统计集》[14]，辽宁省档案馆编的《满铁密档•满铁机构》24卷，《满铁密档·满铁与侵华日军》21卷，[15]《满铁与移民》三卷共20册，[16]等。工具书有刘建业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17]，刘景泉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人物大词典》[18]等。特别值得注意地是，这个时期还出版了一些电子文献，例如北京图易科技有限公司制作的大型电子文献片《中国抗日战争史》[19]等。以上资料和工具书都很有价值，例如辽宁省档案馆编的“满铁密档”，是从辽宁省档案馆所藏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档案中精选出来的珍稀档案，对研究日本侵华及其殖民统治具有重要的价值。章伯锋、庄建平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是一部7卷11册、共计900万字的大型资料集，资料来源十分丰富，其中不乏大批一般研究者难以寻觅的罕见史料，而且对所选资料大都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和深入的研究考证，保证了所选资料的科学性和可信性。[20]

其三，出版了一批抗战人物的回忆录。如朱亚民的《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忆淞沪支队逐鹿浦江两岸》[21]， 张劲夫的《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安徽的经历》[22]，刘大年的《我亲历的抗日战争与研究》[23]， 杨迪的《抗日战争与总参谋部——一位作战参谋的历史回眸》[24]，文闻编的《我所亲历的南京保卫战》、《我所亲历的印缅抗战》、《我所亲历的淞沪会战》、《我所亲历的台儿庄会战》、《我所亲历的桂南、桂柳会战》、《我所亲历的武汉会战》、《我所亲历的忻口会战》、《我所亲历的常德、长衡会战》[25]等。其中有的很有史料价值，特别是刘大年的《我亲历的抗日战争与研究》，是一部回忆性与研究性合一的著作，既有史料价值、又有理论价值。

其四，研究课题大大拓宽，研究内容不断深入，对一些问题的评价也更加客观。这些年进展比较大的，是关于日军侵华罪行、抗日战争时期的社会史、思想文化史，其他方面的研究也有不少进展。例如近十年出版的关于侵华日军罪行的著作，综合性就有《近代史资料》编辑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的《日军侵华暴行实录》4册，[26]步平、辛培林主编的《日本侵华新罪证系列丛书》[27] ,辽宁省档案馆编的《日本侵华罪行档案新辑》（影印本）15辑[28]，中华书局出版的《日本侵华暴行实录丛书》，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日本暴行丛书等。关于日军在中国各地暴行的著作，有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晋罪行录》[29]，上海市档案馆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史料汇编》2册，[30]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天津市档案馆编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天津的殖民统治》[31]，刘长江等人的《日军侵占华北罪行集》[32]，陈先初的《人道的颠覆:日军侵湘暴行研究》[33]，苏智良等人的《日本对海南的侵略及其暴行》[34]，谢忠厚主编的《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日本侵略华北罪行史稿》[35]，史丁的《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36]，陈小冲的《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37]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著作，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编委会、南京图书馆编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38]，孙宅巍主编的《南京大屠杀》[39]，程兆奇的《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40]，以及朱成山主编、2003年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史”系列丛书》， 南京师大 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 主编、2004年出版的《日本侵华与南京大屠杀研究丛书》，张宪文主编、2005年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等。其中张宪文主编的大型史料丛书《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共8卷，计划出版15卷，是迄今最为全面和翔实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关于细菌战的著作，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的《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41]，郭成周、廖应昌的《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历史上被隐瞒的篇章》[42]等。关于毒气战、化学战的著作，有杨玉林、辛培林主编的《细菌战》，步平等人的《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战》[43]等。关于掠夺和迫害中国劳工的著作，有陈景彦的《二战期间在日中国劳工问题研究》[44]，支勇智等人的《中国抗日战俘劳工史》[45]，居之芬、庄建平主编的《日本掠夺华北强制劳工档案史料集》(上下册)[46]，辽宁省档案馆编的《满铁与劳工》第一、二集共18册，[47]何天义主编的《二战掳日中国劳工》[48]口述资料丛书等。关于“慰安妇”问题的著作，有苏智良的《慰安妇研究》、《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上海慰安所实录》[49]等。关于“集团部落”和“无人区”的著作，有张志光、刘长江的《人圈：伪满集团部落纪实》[50]，《人间地狱无人区》[51]等。关于经济掠夺的著作，有居之芬、张利民主编的《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52]，唐凌的《开发与掠夺：抗战时期的中国矿业》[53]，上海市档案馆编的《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1937~1945》[54]，熊沛彪的《罪恶的战争之债》[55]等。关于文化教育侵略的著作，有刘兆伟编的《日本殖民教育侵略史研究》[56]、齐红深主编的《日本侵华教育史》[57]，孟国祥的《大劫难：日本侵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58]等。关于对后方大轰炸的著作，有徐朝鉴、王孝询主编的《重庆大轰炸》[59]，肖银章、刘春兰的《抗战期间日本飞机轰炸陕西实录》[60]等。关于贩毒和毒化政策的著作，有李恩涵的《战时日本贩毒与“三光作战”研究》[61]，曹大臣、朱庆葆 的《刺刀下的毒祸 ：日本侵华期间的鸦片毒化活动》[62]，曹大臣的博士论文《日本侵华时期华中毒化政策研究 ：1937－1945》。关于其他罪行的著作，有刘振华的《远东大阴谋：日本侵华间谍战》[63]，王向远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64]，公安部档案馆编的《火刑：日本战犯供述档案揭秘》[65]，李秉刚主编的《日本侵华时期辽宁万人坑调查》[66]，丁晓山的《鬼子进村——1942年五一大扫荡纪实》[67]等。以上这些著作，不仅数量上大大超过前十年，而且质量也远胜于前，充分反映出了研究领域的扩展和研究的深化。

在其他领域，也出版了一些很有价值或影响的著作，例如政治方面有李智勇的《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1937－1945）》[68]、荣敬本等的《延安民主模式研究》[69]等；经济方面有周春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史》[70]等；军事方面有郭汝瑰、黄玉章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71]；社会史方面有魏宏运的《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72]等；沦陷区方面有李蓉、叶成林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斗争》[73]等。这些著作，也都大大扩展了研究的领域，并深化了研究的内容。

其五，研究方法更加多样，一些新的研究方法等开始被广泛采用。这个时期学者比较注重而且取得明显成效的研究方法有两个：一是实地调查方法，如朱成山主编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江东门“万人坑”遗址的发掘与考证》[74]，章开沅编译的《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75]，杨玉林等人的《日本关东宪兵队“特殊输送”追踪――日军细菌战人体实验罪证调查》[76]，刘宝辰、林凤升的《日本掳役中国战俘劳工调查研究》[77]，苏智良的《慰安妇研究》、《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上海慰安所实录》[78]，李秉刚主编的《日本侵华时期辽宁万人坑调查》[79]等，都是经过认真地调查研究写出来的。二是口述史学方法，如朱成山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80]、《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外籍人士证言集》[81]，李晓方的《泣血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82]，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编的《山西抗战口述实录》[83]，何天义主编的《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84]口述资料丛书，就全部是当事人的口述记录。这两个方面的著作，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其六，继续召开了很多学术讨论会，活跃了研究气氛。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有国内自己召开的学术研讨会，还有与国外有关单位联合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仅据《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历年综述中列举的从1998年到2003年召开的学术研讨会就有：1998年召开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与汪伪政权研究学术座谈会”、 “第五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日本侵华期间迫害劳工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纪念武汉抗战暨中山舰遇难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1999年召开的“东史郎诉讼案研讨会”、“中日军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日中战争时期在华日本人反战运动国际研讨会”、“日军在华细菌战问题研讨会”、“张学良国际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华侨与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日军细菌战问题研讨会”；2000年召开的 “首都抗日战争专家学者批驳日本右翼反华逆流座谈会”、“第六届中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抗日战争与中国人口问题学术论坛”、“日本的战争责任学术讨论会”、“日本的战争历史认识中日学者座谈会”、“西安事变实证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5周年学术研讨会”；2001年召开的 “日本侵华史与教科书修订问题研讨会”、“纪念魏特琳逝世60周年暨南京大屠杀国际学术研讨会”、“九一八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九一八事变与近代中日关系———九一八事变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海峡两岸‘勿忘九一八’研讨会”、“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2001年中日学者研讨会”；2002年召开的首届“历史认知与东亚和平论坛”、“战时中国：地方政权与状况1937—1945”学术研讨会、“七七事变与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抗日战争遗留问题与中美关系暨在美兴建日军侵华浩劫纪念馆研讨会”；2003年召开的第二届“历史认知与东亚和平国际研讨会”、“第四届日本侵华史学术研讨会”、“抗日战争史实调查研究与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日本侵略亚洲战争责任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纪念常德会战60周年学术研讨会”等。

另外，最近还出版了两本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述评，一本是杨青、王旸编的《近十年抗日战争史研究述评选编》[85]，将《抗日战争研究》等杂志、书籍中发表的36篇述评集中到了一起。另外一本是刘德军主编的《抗日战争研究述评》[86]，是按重大事件、思想理念、重要问题的次序评述的。这两本书，为了解十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状况提供了方便

           二、关于日本侵华的理论和政策

（一）关于日本侵华理论

现在还没有这方面的专著，但有很多这方面的论文，例如史桂芳的《试析中日战争时期日本的侵略理论》[87]，具体地分析比较了几种典型的日本侵略理论的内容，指出在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国内影响较大的侵略理论有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论和大东亚共荣圈论。文章认为：“这些理论在实现日本独霸东亚、称雄世界的目的是一样的，但是，其手段有所不同。东亚联盟论主张以王道为指导，以‘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为条件，建立东亚联盟；东亚协同体论则主张以协同主义为指导，用协同主义代替中国的民族主义；大东亚共荣圈则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名，扩大侵略，以获得更多的资源。” 林晓光的《日本右翼思潮与右翼团体史考》[88]，比较系统地考察了近代以来日本右翼思潮与右翼团体产生与发展的历史状况。徐勇的《二战间的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及其对外扩张理论》[89]，则比较深入地对日本侵略扩张理论作了分析，指出法西斯主义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在日本兴起，它“不仅改变了日本社会政治，更提出了一系列侵略理论，强化了近代军国主义确立以来的对外政策，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多方面作了社会动员与理论准备”。该文把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区分为民间和军队两个类别，指出“借对外战争实现其大陆政策，同时反击民主派势力，这是军部法西斯与民间法西斯势力的主要契合点” 。该文还提出日本法西斯扩张理论 “既有对传统武士道、日本主义、天皇中心论等思想的兼收并蓄”，也有“一批现代法西斯理论家、活动家针对时局提出各种论述，以及军部各决策机构制定策案纲要所确认的指导思想，表现五花八门，极富于诡辩性、多样性、独特性、应用性与丰富性” 。这些论述，有助于人们从理论上了解近代日本何以成为侵略国家的原因。

（二）关于日本侵华政策和战略

关于这方面的著作，1995以前已出版徐勇的《征服之梦――日本侵华战略》[90]。近十年比较重要的著作有沈予的《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91]。该书系统地论述了日本的大陆政策，认为日本大陆政策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和体现，是日本军国主义史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几乎贯穿于中日关系中的一条主线。该书详细考察了从1868年到1945年间日本大陆政策从制订、形成、发展到最后破产的历史。

还有很多文章论述了这个问题，如张生、卢文华的《日本侵华模式初探——以“华北事变”为中心 》[92]一文，以“华北事变”为中心分析了日本的侵华模式，指出其特点是一线军人积极“领跑”，引导政府、军部的侵华步伐；无中生有、小事化大、得寸进尺；专就国民政府的要害问题发难。吴金松的《近年来关于抗战初期中日战略研究述评》[93]，肖立辉的《抗日战争侵华政策综述》[94]，都介绍了这方面研究的情况。

但是，对于日本的侵华理论和政策的研究，还显得很不够。杨天石1996年12月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和美国华人学术团体日本侵华研究学会联合在京举行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指出，我们以往对日本侵华的政治谋略研究不够，其特务工作尤应注意研究。仅在1938年6月，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就制订过一套严密的特务工作计划。其中，“鸟工作”包括 “鸠工作”(建立伪维新政权)、“鹰工作”(策动反蒋运动)、“鹭工作”(离间蒋政权的将领和政客)、“鹫工作”(蒋政权内部的反共谋和工作)等；“兽工作”包括 “狐工作”(对宋哲元)、“鼠工作”(对韩复榘旧部)、“狗工作”(对东北军)、“狸工作”(对阎锡山)、“猫工作”(对石友三)、“牛工作”(对徐源泉军队)、“鹿工作”(对刘建绪军队)等；“山工作”包括对李宗仁、白崇禧集团的利用等等，都应该深入研究。[95]

          三、关于抗日战争的起点、时限及阶段和战场划分

（一）关于抗日战争的起点和时限

关于这个问题，在1995年以前很多学者就提出了九一八事变、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或八一四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1941年国民政府“对日宣战”、甲午战争等起点说，近十年又有学者提出新的看法。如有的学者提出，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开端，而1931年11月14日的江桥抗战是中国军队最早与日本侵略军展开的大规模战役，它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推动了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因此江桥抗战应该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开端。[96]

但是，我们认为还是以九一八事变作为这个抗日战争的起点比较恰当。因为江桥抗战是由于九一八事变引起的，不能说江桥抗战之前中国人民就一点没有抵抗，还是以九一八事变作为抗日战争的起点比较恰当。也就是说，中国的抗日战争是14年，而不是8年